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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附民案赔偿范围中“两金”取舍及其利弊权衡

——以完善被告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为视角

作者:隆尧县人民法院 工会主席 张英群  发布时间:2016-02-19 11:16:16


 

论文提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赔偿范围问题是被告人认罚中的一个敏感话题,涉及被告人、被害人各方的切身利益,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不支持赔偿“两金”,既没有法律依据,又与现行民事实体法相悖,既得不到被害人的认同,又容易使被告人得不到被害人的充分谅解,从而丧失从宽的机会,对法院自身也形成诸多困扰。不赔“两金”的初衷在于,在判决环节,可避免“花钱买刑”的嫌疑,在执行环节,可避免“高额赔偿”执行不能的累赘,都是从“法院本位”出发,没有从被害人切身利益出发,过分强调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本位主义,忽视附带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本位主义以及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仍然是民事诉讼,无法适应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的需要。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不赔“两金”,于法无据,整体权衡弊大于利,挂一漏万,隐患很多,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本文就完善刑附民赔偿范围,恪守以民为本理念,揭示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不支持“两金”存在的“四个冲突”:与现行民事实体法的冲突,国家本位主义与当事人本位主义的理念冲突,过错程度和民事责任倒挂与基本法理的冲突,缺乏正面引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冲突,建议最高法院出台专项司法解释支持“两金”,具体案件区别对待,建立认罚与不认罚的合理分流机制,从顶层设计上消除各方顾虑,适应恢复性刑事司法的大趋势,从而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改革夯实基础,实现和谐司法。(全文共计7395字)。

关键词:刑附民 赔偿范围 “两金”适用

以下正文:

引言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均将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内容之一。按照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被告人在认罪的基础上,足额、到位的认罚作为其悔罪的直接体现,成为对其从宽量刑的先决条件。以此项改革为背景,本文拟就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以下简称“刑附民案)的赔偿范围,对赔偿被害人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下简称“两金”)与否的利弊进行综合分析,建议最高法院立项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第155条的相关规定,出台新的刑附民赔偿范围的司法解释,以期对推动此项改革有所裨益。

一、经与权:“两金”取舍的价值判断

㈠现行司法解释与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的冲突。最高人民法院20121220日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六章附带民事诉讼第155条第二款以列举的方式排除了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简称“两金”)的适用,其中虽然有“等”字留有一定余地,但实际倾向于不赔“两金”。实践中,也是按照不赔“两金”原则适用的。以限缩解释的方式缩小了刑事诉讼法关于附带民事诉讼物质赔偿的赔偿范围,即被害人的残疾赔偿金或死亡赔偿金不得作为刑事附带民事赔偿案件的判决内容。该项解释改变了最高法院2003年出台的《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相关规定,其《理解与适用》中已将“两金”界定为物质性赔偿,符合现行刑事诉讼法第99条的规定,且该司法解释第17条、第25条、第29条在“两金”赔偿问题上紧密结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逐年变化的统计部门的统计数据,能够与时俱进,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历经10年,业已深入人心,至今仍在民事审判中适用;我国《侵权责任法》第16条明确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和残疾赔偿金。造成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和死亡赔偿金。”第17条又规定:“因同一侵权行为造成多人死亡的,可以以相同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另外,我国《民法通则》也有相关规定。应当说,公民的生命、健康、身体本身是无价的,在立法的价值取向上,与财产相比前者是第一位的,折价赔偿“两金”已是立法者的无奈之举。可见,人身损害——物质赔偿已成为当事人侵权纠纷中侵权方承担民事责任的常态。在涉诉信访压力巨大,信访整体形势空前严峻的2012年前后,出台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第155条第二款的规定,受信访大环境的影响明显,趋于保守,可视为权宜之计,但其作为司法解释对被告人、被害人及其家庭、对法院审理相关案件都将产生一系列深刻的影响和变化,对社会的影响更是多方面的,其利弊权衡或有失当,实践中被告人的赔偿能力复杂多样,“一刀切”的“堵”,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有逆“恢复性司法”的时代潮流之嫌,值得进一步商榷、校正。

㈡国家本位与当事人本位的理念冲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被告人的刑事责任与民事责任性质不同,涉及当事人各方的切身利益,侧重点不同,无论是司法解释,还是司法实践,两者既不能混同,也不能互相替代。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应当实现国家、社会、被害人、被告人的利益调和与平衡。只强调国家利益,漠视被害人利益,否定被告人利益,一味强调“又罚又打”,使被告人在附带民事诉讼中得不到任何利益,这种国家中心主义是附带民事诉讼得不到有效贯彻的根本原因所在。[1]国家中心主义,也可称之为国家本位主义。实践中,随着司法解释不支持“两金”,在国家本文主义的基础上,有向法院本位主义转变的倾向。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法律是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完善立法体制机制,坚持立改废释并举,要恪守以民为本,立法为民理念,认罪认罚从宽等,改革的方向更加尊重司法规律。故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在强调刑事诉讼中的国家本位主义的同时,也要兼顾附带民事诉讼部分的当事人本位,而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在完善保障当事人诉权方面取得明显进步,但在被害人“两金”实体权利的保护方面存在明显欠缺,常常受到被害人一方的质疑和来自社会各界的诟病。

㈢过错程度和民事责任倒挂与基本法理的冲突。按照现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规定,不赔“两金”,就会出现在被告人主观恶性较浅,特别是是过失犯罪中,如在交通肇事犯罪,被告人依法应当赔偿被害人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而在被告人主观恶性深的故意犯罪中,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犯罪中,却不予赔偿“两金”的倒挂现象。实践中,很多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犯罪致人死亡的案件,因未能达成调解协议,判决时往往仅赔偿被害人一方封顶5000元的做法,造成被告人主观恶性越深承担的民事责任越小的局面。既不符合民事责任的过错原则,也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去甚远,过分强调刑事诉讼的特殊性,忽视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是民事诉讼。

将被告人赔偿的态度和结果作为法定的可以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刑事处罚的情节,乃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较之刑、民分审制度的优势所在,是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的灵魂所在,应当引起高度重视。[2]

㈣缺乏正面引领与优秀传统文化的冲突。现行司法解释不支持“两金”,使被告人与被害人在经济利益上产生对立,使被告人产生误解,好像被害人的“两金”于己无关,对被害人的救治缺乏内动力,特别不利于正面引领被告人抢救伤者,对于伤情较重的,救与不救,又直接导致伤者是否死亡的发展趋势。我国古代的保辜制度中强调“保人之伤”、“保己之罪”。保辜义务规定,伤害发生后,加害人有义务积极一致受害人,从而获得相应的减刑。加害人为获得减刑,必将全力医治受害人。[3]从立法制度上将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体现了对加害人和受害人的双重人文关怀。也发挥了立法对个人行为的积极引领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我国自古民间流传的“打了不罚、罚了不打”的说法。该说法是加害人一方单纯从自身利益出发作出的“无赖之举”,是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现代刑事附带民事民事诉讼制度,强调的是既罚又打,但实践中一味强调又罚又打,如被告人从中无利可图,又往往不予配合,实际效果并不明显,故最高法院在原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赔偿范围的是司法解释中规定积极赔偿被害人的,可以作为从轻量刑情节。为促进被告人积极履行赔偿义务,从宽幅度进一步加大,这次司法改革明确提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一项改革内容,从宽并不是“不打”,更加符合司法规律和司改的发展趋势。

二、利与弊:“两金”取舍的现实考量

㈠不赔“两金”弊大于利。首先,对涉案各方及法院、和社会进行利弊分析:

其一,对被告人的影响。利: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免处其“两金”赔偿义务和责任,降低了其犯罪的民事成本,减轻了其家庭、亲朋的经济负担;弊:其他赔偿项目总额过低,难以取得被害人及其家庭的真心谅解,对立情绪有增无减,容易形成积怨和复仇心态,矛盾难以因结案而消除;没有取得被害人或其家属的谅解,按量刑规范化的要求,势必会相对延长其刑期,增加了除死刑犯以外被告人回归社会的时间成本。

其二,对被害人及其家庭的影响。利:没有;弊:一是从经济角度看,“两金”类似于被害人或其家庭的“义肢”或“义子”、“经济伴侣或父母”,伴随其今后的生活,其对被害人或其家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不赔“两金”使被害人或其家庭的经济遭受难以弥补的损失,有的生活可能因此陷入困境、甚至绝境;二是单纯对被告人科处刑罚剥夺其人身自由甚至生命,被害人或其家属在精神上的创伤得到一定的抚慰,但找不到谅解被告人的任何“理由”,只能加深对被告人及其家庭的怨恨,对被告人的量刑轻重更加敏感、更为苛刻,稍有怀疑、质疑,容易滋生多对象(包括办案法院和法官)的复仇心态。

其三,对法院(含法官)的影响。利:在审判环节,避免了对办案法官助长“花钱买刑”的质疑,在执行、信访环节,缓解了部分刑附民案件的执行、信访压力,被害人或其家属不可能再依据包含“两金”的生效判决因得不到足额执行而到法院缠诉、缠访;弊:“两金”是被告人及其家庭与被害人或其家庭间的“缓冲器”、“润滑剂”,不赔“两金”使双方的矛盾呈“硬碰硬”状态,在独生子女占主流的计生国策下,矛盾冲突会空前加剧,最终受损的是双方当事人,而法院(法官)作为纠纷的解决者,势必遭遇更多更大的阻力:一是对现行量刑规范化制度形成冲击。同为认罚,赔偿“两金”与不赔“两金”的100%赔偿在量刑上不应减少同样的量刑幅度;二是对法官调解增加难度,效果不尽人意。刑附民案件的调解,关键看出钱的一方即被告人及其家属、亲朋的态度,该条第四款虽然有所放宽,但法官如主张让被告人出“两金”则明显与司法解释相悖,违背调解的合法性原则,对被告人而言,特别是其辩护人、律师来讲,办案法官处于劣势,调解陷于被动,只能反过来做被害人一方的工作,促使被害人一方让步,往往在被告人具有赔偿能力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得到足额的“两金”赔偿,即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难成”,实践一再证明,没有判决为后盾和支撑的调解往往是无力的,法官只能走调解一条路是很无奈的,故我们在强调“调解优先”的同时,也要充分理解“调判结合”的重大意义和现实价值;以L县法院为例,在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出台前,一审刑附民案的调解率普遍在90%左右,而在现行司法解释适用以来,调解率仅有60%以上,特别是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调解率更低,不足30%。对实际调解成功的案件,对司法解释的变化感受不明显,矛盾主要集中在调解不成,需判决的刑附民案上。三是对适用死缓制度形成阻力。以往如被害人有过错、被告人有法定的自首、立功情节,加上被告人一方积极赔偿“两金”,有时能够取得被害人家人的谅解,对被告人适用死缓相对容易,如不赔“两金”,被害人家属仅仅得到有限的丧葬费,根本不可能谅解被告人,即使被告人有法定的减轻情节,对其适用死缓也难以通过被害人家属这一关,法院或法官迫于被害人家属或社会舆论的压力,无形中会造成死刑适用的上升趋势,必将遭受更大的国际舆论压力。

其四,对社会的影响。利:没有;弊:从犯罪控制、预防的角度看,犯罪成本的降低,使“打不起”、“赔不起”的观念淡出公众的正常心理,无助于面临冲突时,抑制公民的犯罪冲动。

㈡不赔“两金”没有赢家。对司法解释第155条第三款

对《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后段“不足部分”的赔偿范围未予明确。是否继续沿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赔偿项目,具体到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是否应予赔偿;如果肇事机动车有第三者商业险,且有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的约定,是否也一律不予赔偿;如果一律不赔“两金”,势必影响到整个车险业现有的经营及收益状况,也势必影响到第三者商业保险费的收费标准改革,直接影响到车主投保商业险的积极性,双方的博弈将引起车险业的重大变革,谁会是最后的赢家?“两金”对被害人及其家属今后的生活,意义重大,赔偿“两金”符合多人投保,少数受损者受益的保险业运行基本理念,以前司法实践中赔偿过“两金”,现在司法解释突然又不赔了,将把被害人一方的矛盾集中到法院系统,法院很难置身事外。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不赔“两金”没有真正的赢家。

㈢不赔“两金”法律风险空前。在交通肇事罪附带民事诉讼诉讼中,如果《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后段“不足部分”也排斥伤残赔偿金、死亡赔偿金,造成的法律风险将是空前的,社会治安局面将是灾难性的。一是交通肇事罪侵犯的客体为公共安全,被侵害的人是不特定的。可以是任何人,本国公民或外国人、无国籍人,随着我国汽车时代的到来,需要立法和司法者进行必要的换位思考。二是犯罪成本过低,潜藏故意犯罪的隐患。如一辆价值2万元的普通汽车有第三者强制责任险,发生交通肇事后致二人死亡,且负全部责任,司机随即电话报警,拨打120急救电话,并积极投案自首,除交强险外,即使不再赔偿一分钱,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原本就低,按现行量刑规范化的要求 ,最后宣告刑也超不过三年有期徒刑。犯罪成本如此低廉,人性恶的一面就会膨胀,加上有些国民,特别是生活不如意者、“两劳”回归人员难以融入社会者等有破罐破摔心理者对短期自由刑相对轻视,受利益驱动,这些人利用机动车进行的报复、甚至杀人犯罪将会增多,雇凶、买凶以交通肇事方式行凶杀人成本的降低,会使更多的人有能力支付,这绝不是危言耸听,立法及司法解释层面的漏洞,单纯依靠公安交警部门在案发现场的细心侦查,在主观上是天真的,在客观上是远远不够的。三是被害人家属态度易走极端,存在激化矛盾的隐患。人被当场撞死,抢救费往往很低。面对被告人短期的自由刑,有限的赔偿金,极易激化矛盾,甚至造成矛盾升级,同态复仇、血亲复仇的案例将会增多,这与现代刑法发展的方向是背离的。

综上,我们要厘清“两金”赔偿的义务和能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前者应在审理环节解决,后者应在执行程序中解决,且被告人的“两金”赔偿能力不是一成不变的,多数被告人在服刑期满后,实际赔偿能力常处于变动不居的状态,存在具备赔偿“两金”能力的可能性,同时背负“两金”赔偿责任,对其面临同种犯罪时,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但是对此类案件执行应更加人性化,给其充分的“休养生息”的时间和机会,不能杀鸡取卵,更不能逼其铤而走险;不赔“两金”的初衷在于,在判决环节,可避免“花钱买刑”的嫌疑,在执行环节,可避免“高额赔偿”执行不能的累赘,都是从“法院本位”出发,没有从被害人切身利益出发,刑罚仅侧重于维护社会法益、“两金”赔偿侧重于维护公民个人法益,不能顾此失彼,而应综合权衡,按照“两利并存取其大,两害并存取其轻”的原则进行理性的取舍,更为关键的是刑事被害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具有不特定性,“准被害人”的社会心理不容忽视。

总之,现行刑诉法司法解释不赔“两金”,没有立法和法理上的依据,且与现行侵权责任法相悖,整体权衡弊大于利,挂一漏万,隐患多多,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

三、点与面:“两金”取舍的基层实证

L县法院为例,2011年至2015年五年间,该县法院共审结刑事案件661件,其中刑附民案中65件,占9%,判决31件,调解34件,调解率52%,被害人伤残或死亡的有12件。另外,在侦查或审查起诉阶段已达成赔偿协议而未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共计229件,其中故意伤害案件161件,交通肇事案件68件,其中涉及“两金”的协议,在2013年后有129件,都是在最高院司法解释不赔偿“两金”的前提下进行的,即使考虑“两金”,也是在被害人一方让步后始能达成协议。

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一审刑事案件中,涉及“两金”的适用将更高。

另据最高人民法院袁春湘著的《依法惩治刑事犯罪 守护国家法治生态——2014年全国法院刑事案件审理报告》,2014年全国法院受理一审刑事案件104万件,其中故意伤害案件约13万件,交通肇事案件8万余件,分别居前二名、前四名。

四、势与术:“两金”取舍的路径探索

根据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见——人民法院第四个五年改革纲要(2014-2018)》关于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改革趋势,建议最高法院出台新的刑附民赔偿范围的专项司法解释,解决在“两金”赔偿与否问题上的长期争执,统一裁判标准,规范“两金”的适用,特别是解决故意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抢劫等暴力犯罪中的“两金”赔偿问题,从顶层设计上彻底改变被告人主观恶性越深,民事赔偿越少的不合法现象。具体可采用以下途径:

㈠依法支持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两金”权益。依据《侵权责任法》等民事实体法的规定,在新的专项刑附民赔偿范围司法解释中明确认可被害人及其家属的“两金”权益。       

㈡区别对待,合理分流。对具体案件,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被告人本人具有赔偿“两金”能力的,直接调解或判决;对被告人亲朋帮助可以赔偿“两金”的,予以准许;对被告人本人没有赔偿“两金”能力、也没有能赔偿“两金”的亲朋,或亲朋有赔偿能力,但亲情淡漠,不愿赔偿的,在审理环节增加一个查明被告人实际赔偿“两金”能力的庭审环节,并在裁判文书中专项阐明,防止被害人一方无端猜疑、缠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对被告人在审理阶段具有部分或大部分赔偿“两金”的能力,与被害人一方达成调解协议,首期赔偿后,考虑到余款的给付问题,从宽处理时,宜考虑适用缓刑,且缓刑考验期应长于分期赔偿的最后期限。作为一种约束机制,促使被告人一方按协议及时履行。防止缓刑期短于分期最后期限。被告人一方违约后,除申请执行外,被害人没有其他有力的救济渠道,转而迁怒于法院或办案法官。实践中,已发生过此类案例,应引以为戒。

㈢厘清“两金”在审执不同环节的性质。为促进审执协调,应该强调在判决时应当考虑执行,但不应过度的考虑执行,两者毕竟处于不同的诉讼环节,担负着不同的司法职能,不能互相替代,不能仅仅因为这个被告人没有实际赔偿能力,就判决不赔偿,更不能明明被告人实际具备赔偿“两金”的能力而判决不赔偿;判决赔偿“两金”是被害人一方的法定权利,即不能用司法解释的方式免除,但应坚持全省辖区内的统一标准,避免“过度结合”被告人实际履行能力,杜绝相同、相近的案情出现赔偿“两金”数额悬殊的判例(调解除外);判决执行中“两金”是否能够执行到位,是被害人一方的现实权利,往往因案而异,执行中可让被害人一方全程参与,以“阳光执行”彻底打消其无端的猜疑和过高的期望值。

㈣完善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对穷尽措施,执行终结,得不到“两金”赔偿的、生活确有困难、陷入人道主义危机的被害人或其家属进行司法救助,[4]帮助其缓解生活困难,尽可能体现社会主义司法的人文关怀。在司法独立救助力不能及时,可以“按照中央财政安排、地方各级财政配套为主,社会捐赠、募集为补充的模式筹措”的原则和思路来研究具体的解决方式。[5]

结语

刑附民案件中的“两金”关乎被害人及其家属、被告人、法院和社会各方切身利益,相关司法解释的制定要慎之又慎,坚持以民为本,克服法院本位主义,统筹兼顾,完善顶层设计,保护被害人的“两金”权益,为被告人足额认罚,为和谐司法提供权威的依据。漠视任何一方的利益,都可能引发一系列意想不到的社会问题。



[1]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05页。

[2]陈光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第405页。

[3] 鲁悦著:《论清代保辜制度及其现代启迪——以,<刑案汇览三编>保辜案例为中心》,载于docin豆丁网。

[4]袁辉:《责令退赔空判现象实证研究—以L市两级法院刑事判决为中心的考察》,载《法律适用》2015年第1期,第92页。

[5]陈彬、李昌林:“论建立刑事被害人救济制度”,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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