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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诚信法律体系的几点思考

—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四维诚信为视角

作者:张英群  发布时间:2014-08-06 15:21:58


完善诚信法律体系的几点思考

—以政务、商务、社会、司法四维诚信为视角

论文提要:

诚信法律体系建设是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保障。诚信缺失既有教育、引导功能缺位、弱化的因素,更是诚信立法、司法体系不健全、不规范所致,在诚信是道德问题还是法律问题上界定不清,引入误区,诚信问题纯道德化无形中成为一些失信者的“挡箭牌”,加上对失信行为的惩罚不利,在社会上形成“守信成本高,失信利益高”的不良倾向,是造成道德滑坡,失信泛滥的根源。本文拟从诚信文化的渊源、立法、司法现状分析入手,从诚信法律体系的完善出发,全面提高失信的代价,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罚力度,加大司法力度,让失信者无利可图,成为众矢之的,诚信破产,名誉扫地,使其在生活和事业上遭受“灭顶之灾”,在行业内、社会上无立锥之地,真正做到民“无信”不“立”。(共计6044字)

以下正文:

一、诚信文化的渊源及立法、司法现状

孔子《论语·为政》:“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指人不讲信用是不行的。儒家尊崇的“仁义礼智信”,其中“信”是处理朋友关系的基本准则。“一诺千金”的故事更是政务诚信的典范。老子《道德经》:“夫轻诺必寡信”,“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可见,古圣先贤,对诚信问题做过深入的研究,对其重要性的强调,对其规律性的把握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从反面可见,古时的失信问题同样存在,不同的朝代,程度不同而已。守信与失信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守信占上风,则国泰民安;失信占上风,则民生多艰。我国传统文化对诚信问题更加注重教育、教化,主要体现在经典中,代代相传。

改革开放以来,现代教育更加注重智育,而对德育,特别是对诚信的教育有所缺失,有所弱化,造成在社会上处于中坚力量、主导地位的60后、70后、80后,诚信观念和意识比较淡薄,站位低,眼界窄,见识短。既丢掉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没能学来西方的诚信观念,造成了很多“邯郸学步”式的笑话,诚信出现危机,失信不断泛滥。

现行法律关于诚信问题缺乏专门的立法,散见于一些部门法中,如《合同法》第六条规定:“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实信用原则”号称合同法的“帝王条款”;又如我国《婚姻法》第四条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明确规定了夫妻应互相忠实,以诚相待,其他则见于有关行政法律法规中,总体上,立法体系不健全、不完善,特别是缺乏罚则,造成司法的被动局面。一方面,失信行为泛滥,危害严重,亟须立法规范、约束;另一方面,司法中对失信问题,法条有限,调节能力有限。

二、诚信问题的界定

立法的不完善,造成观念上的混乱,对诚信问题出现认识上的误区,诚信问题到底是一个道德问题,还是一个法律问题?

如果诚信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那么主要解决的途径就是教育,是自律,他人、社会、法律无从干预,只能停留在谴责上、声讨上,对已经“获得实惠”的失信者,只能是“隔靴搔痒”。这也是很多失信者,乐于将失信行为界定为道德问题,将之纯道德化的初衷和秘密。

如果诚信是个法律问题,则存在通过法律强制执行道德标准的问题,失信将不再是失信者的个人私事,失信行为将具有更广泛的可诉性、可罚性。

区分二者的界限在于属于道德意义上的诚信,仅限于个人对待诚信概念、标准的思想、观念等内在的东西及不危害他人、社会时的一般言行。超越了这一界限,外化为言行后,如可能或已经危及他人合法权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秩序的一切言行,都将是一个法律意义上的诚信问题。

三、完善诚信法律体系的几点建议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也社会关系的主体,在完善诚信法律体系中,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从法律和制度层面充分发扬人性中善的一面,约束人性中恶的一面。让人在利弊权衡中弃恶向善,惩恶扬善,为建设“诚信中国”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撑。

㈠重新修订现行《公务员法》,建立公务员诚信等级制度及配套问责机制,铸造政务诚信。

在答《望》周刊记者李松的提问时,周孝正说:“在政务诚信、商务诚信、个人诚信中,关键还是政务诚信,或者说国家主权信用起到主导作用。这是因为政府既是社会信用制度的制定者、执行者和维护者,又是公共信用的示范者,由此决定了政务诚信在社会信用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如果政府不讲诚信,企业诚信就难以做到,个人诚信就更无从谈起。加强政务诚信建设,是诚信建设的基础工程和先导工程。具体而言,又体现在公务员身上,公务员作为政府行为的决策者和体现者,讲诚信不仅是其个人的道德要求,更是对公众利益的一种承诺,是必须履行的义务。”[1]

为此,要进一步修订现行的《公务员法》,在公务员义务中增加“诚实守信,维护政府诚信形象”一条。即是法定义务,便具有强制性,公务员不得放弃或不履行自己的义务,否则,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此基础上,建立公务员诚信档案,评定相应的诚信等级。公务员诚信等级具体可采用“五A”级评定标准,建立长效机制,动态监控,与其晋职晋级、奖惩、去留挂钩。大张旗鼓地宣传、表彰那些“五A”级公务员,不断发现、使用、重用公务员队伍中的“诚信楷模”,从正面树立公务员队伍的诚信形象。

鉴于公务员是行使公权力、执行公务的人员,对其手中的权力如果不加以严格规范和限制,就有可能滥用权力,甚至以权谋私,搞权钱交易,权权交易,有时虽是部分或者个别现象,但严重影响政府在群众心目中的威信,直接败坏政府在社会上的诚信形象。因此,加强公务员队伍的管理,启动刚性的问责机制势在必行。对失信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深的,降低诚信等级,留用察看;对失信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的,一律清除公务员队伍,疏通“出口”,以保持公务员队伍的纯洁性。

通过严惩严重失信的公务员,在教育、警示其他公务员的同时,向全社会展示政府为维护政务诚信的决心和能力,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

㈡完善现行《公司法》、《合同法》等法律,提高失信自然人、法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他组织的业主失信成本和代价,重塑商务诚信。

近年来,三鹿“毒奶粉”事件、“瘦肉精”事件、“染色馒头”事件以及最近涉及全国13家药企的“毒胶囊”事件表明在涉及食品、药品等民生领域诚信危机现象愈演愈烈,已演化为当前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商务诚信问题。由此引出的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引发了高层强烈关注。在“染色馒头”事件发生两天后,温家宝总理即对此发表看法,称这些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2]

古时,商家多以“童叟无欺”自诩,意在即使对老人小孩这些弱势群体,也绝不缺斤短两、以次充好,完全讲诚信,更不要说对待广大健全的中青年人群。而如今的部分商家利用普通民众对商品生产中技术规范、技术指标不明了、缺乏检测、辨别技术、设备和能力的弱点,为降低成本、谋求利润的最大化,不惜危害所有消费者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挖空心思,穷凶极恶,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弟子规》:“无心非,是为过;有心非,是为恶。”商家的以上行为,都是有意为之。无论是个体工商户,还是其他企业法人,在制造、销售这些商品的时候,其业主、董事长、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主观上是明知的,客观上都在积极的追求这种结果,都在放任对消费者的伤害,已经是完全意义上的侵权、甚至犯罪行为。待恶行曝光后,企业再出面向公众赔礼道歉,请求公众谅解,对那些已逝去的鲜活生命,显得无比苍白和伪善。

我国《公司法》第五十七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担任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一)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二)因犯有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罪或者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五年;(三)担任因经营不善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经理,并对该公司、企业的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三年;(四)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三年;(五)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公司违反前款规定选举、委派董事、监事或者聘任经理的,该选举、委派或者聘任无效。

对以上严重失信人员,从立法上予以否定,并在一定期限内宣布对其实施市场禁入是完全必要的,但市场禁入期限过短。这些人作为成年人,其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已形成,在作出失信甚至犯罪行为时,都是其自愿选择的结果,很多人都因失信而获利不菲,如果仅仅是五年或三年的市场禁入,对其而言代价偏低,难以起到警示作用。复出后,为东山再起,很可能“故伎重演”。故立法对其中情节严重的失信人员应予以彻底否定,对该法条第(二)、第(三)项失信人员应宣布终生市场禁入;对第(四)、第(五)项失信人员分别予以十五年、十年的市场禁入。

通过高昂的失信代价,得不偿失,让这些从业人员重新算一算“诚信账”,真正视诚信为其从商的生命,加倍珍惜目前拥有的、通过多年奋斗来之不易的从商资格。

我国《合同法》第六十八条应当先履行债务的当事人,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中止履行:(一)经营状况严重恶化;(二)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三)丧失商业信誉;(四)有丧失或者可能丧失履行债务能力的其他情形。当事人没有确切证据中止履行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该条款是关于不安抗辩权的规定,其中第(三)项规定的“丧失商业信誉”情形。实践中,很难把握,是发现对方有丧失商业信誉的不良记录,还是对方的行为正在丧失商业信誉。对于前者比较明确,证据也好固定,而对于后者,需要时间、进一步观察,一时难以定性。应修改为“发现对方有丧失商业信誉不良记录”,从不同侧面促使商家珍惜自身的商业信誉。

同时,在很多企业在虚报注册资金、抽逃资金、逃税、避税、假破产等严重丧失商业信誉中,一些注册会计师、执业律师充当了不光彩的“帮凶”角色,对此,也应“严打”,一经发现,一律取消执业资格,并终生禁入,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㈢加快个人信用立法进程,建设覆盖全国的征信系统,打造社会诚信。[3]

在诸多失信行为中,个人信用不容乐观,不考虑个人在政务、商业失信中的个人因素,纯个人事务中的失信也异常严峻,从见到摔倒老人不扶,到个人贷款、借款不还,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规避人民法院执行等等,不一而足。很多人从其失信行为中获利丰厚,获得了发展的原始资金、机遇,从而在社会上成为“能人”,成为一些人效法的“偶像”。

存在上述现象的根源在于,这些失信群体的失信信息只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甚至相互之间还有利益交换、利益均沾的默契。

因此,要加快个人信用立法,在全国范围内搭建失信信息的资源共享机制和平台,让这些人的失信劣迹“昭然若揭”,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凡涉及个人信用的融资、信贷、信用卡等个人事务,联合对其“封杀”,促使其“象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自己的个人信用。

㈣加大司法对失信行为的制裁力度,完善司法自身的诚信机制,提升司法公信。

司法公信历来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英国皇家大法官的思想家培根云:“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然触犯了法律——但只是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裁判则毁坏法律——就好比污染了水源。”近年来,每年都有个案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质疑、甚至炒作,司法公信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为提升司法公信,要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加大司法对失信行为的制裁力度。充分发挥司法的职能作用,在立法框架内,能动司法,在民商事审判、行政审判、刑事审判和执行工作中,全力保护守信者的合法权益,全力制裁、打击失信者,积极与其他执法机关和媒体联动,加大威慑力,曝光涉诉失信者信息,让失信者在社会上无处遁形,拒绝与其发生任何形式的需要依靠诚信的交易,最大限度地教育本人,警戒他人,促使社会成员加倍珍惜自己的诚信形象,树立“诚信是无形资产”、“失信等于破产”的理念。

二是完善司法自身的诚信机制。多年来,司法机关通过教育警示、健全制度、加强监督,特别是以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明确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司法工作人员贪赃枉法,有前两款行为的,同时又构成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之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以及近年出台的《人民法院工作人员处分条例》及“五个严禁”、“八个严禁”、《关于规范法官与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等共同构建了司法诚信的维护机制,从审结、执结的案件看,70%以上为调解、撤诉类案件,而判决案件中当事人不服上诉的仅占30%左右,在上诉案件中,被二审发还或改判的又仅占5%以下,一定程度上证明,以上机制已经发挥和正在发挥着作用。整体上看,人民法院司法诚信度是高的,把司法说的“一团糟”的说法不客观、不中肯,有失公允,存在一定的误解、甚至是个别有利害关系人的曲解。但毋庸讳言,虽然司法的主流是好的,但司法不公、不快、不廉的现象,冷、横、硬、推的现象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有时、在有些地方还很严重,每年都有个别被炒作的个案即是明证,进一步说明维护司法诚信的机制、制度还存在疏漏和不足,已有的好的制度在落实上还不到位,失之于宽。这已引起各级人民法院的高度重视。

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司法是法律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明知故犯,势必造成“千里之堤,溃于蚁穴”。今后,要严格落实现有各项制度和禁令,对顶风违法违纪,甚至利用法律知识或漏洞作奸犯科的法官,一律从严从重处理,对情节严重,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社会影响的,坚持做到“零容忍”态度,绝不姑息养奸,确保司法队伍的纯洁。

同时,要进一步完善现有审判管理制度,坚持阳光司法,“残雪”总在阳光照不到的地方和照射时间短的地方,真正把司法权的运作置于广大当事人和社会公众的监督之下,把司法全过程做成“鱼缸里的鱼”。目前,可以尝试向案件各方当事人随案发放“监督反馈卡”,对法官办案中的公正、廉洁、效率、效果,案件质量、工作作风等情况及综合评价,记入“监督反馈卡”随卷备查,给弱势的当事人衡平司法权配一把“尚方宝剑”。

结语

“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的争议自古及今未有定论,打造“诚信中国”既要靠教育,从娃娃抓起,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使广大社会成员从小牢固树立民“无信”不“立”的观念,更要靠法治,全面保护守信者的合法权益,严厉制裁失信者,全面提高其失信成本,让其因失信获利于一时,受损于一世,得不偿失,及时“兑现”,真正形成民“无信”不“立”的社会环境,以众多失信者鲜活的实例,迫使社会成员倍加珍惜眼前的诚信,努力树立长远的诚信。所谓积重难返,我国的诚信体系建设,不可能一劳永逸,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可谓任重道远,需要我们几代人以“时不我待、永不言弃”的精神付出艰辛的努力。

注释:

[1]新华网我要评论《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凸显 首要责任在政府》,20110725日,《望》新闻周刊李松,浏览时间:201256日;

[2]新华网我要评论《中国社会诚信缺失问题凸显 首要责任在政府》20110725日,《望》新闻周刊李松,浏览时间:201256日;

[3]凤凰网咨询《国务院批当前社会诚信缺失 要求加大惩戒力度》,20111019日,浏览时间:2012年5月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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