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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能解开的结,就不要用刀割。——摘自张运环译《关于纠纷解决的外国警句》[1]

在离婚案件审理中司法调解的功能定位及其工作模式探析

——以基层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调解实践为背景

作者:张英群  发布时间:2013-03-29 11:06:53





近年来,我国离婚率连续7年递增,传统婚恋观受到严峻的挑战,现代婚姻家庭已经进入动荡期。高离婚率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反省。本文从一基层法院三年间审理离婚案件的调解实践入手,以司法的终局性和调解的能动性为依托,以统计分析法为主,兼用其他研究方法,重新审视司法调解在离婚案件审理中的功能,呼唤遏制高离婚率浪潮的价值回归;探究现行《诉讼费用交纳办法》、人民法院审判质效评估体系在离婚案件上的得失与利弊,阐明现行制度及调解实践中离婚案件的物质、时间、抚养、探视成本低,一定程度上助推了高离婚率的不足,建议提高离婚案件受理费标准,缩小离婚案件一审简易程序适用率,离婚案件中子女未成年的,一律适用普通程序,更加慎重地审理;对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可调解离婚的案件,在“案结事了”的把握上,进一步贴近离婚案件自身的特征和规律,慎用抚养费自理条款,减轻单身父母的经济负担,防止因父母离婚而大幅降低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质量,妥善处理探视权争议,维护子女身心健康,增设离婚案件调和率、分期给付抚养费自动履行率、探视权自动履行率等考核指标,调动法官依法调解的积极性,规范调解行为,发挥考核指标指挥棒的作用;通过剖析基层法官在立法框架内,为遏制高离婚率,推行积极劝和的调解工作模式,建议以签订附期限、附条件调和协议后撤诉为基础,结合法官走基层和诉前调解工作(纳入能动司法考核范畴),设立中国特色的诉外“冷静期”制度,定期、不定期回访撤诉案件当事人,保持日常联系,引导当事人树立科学和谐的婚恋观,协助双方更好的“经营婚姻”,并单独对离婚案件撤诉率指标满意值予以调整,提供考核上的便利;反思离婚案件缺席判离惯例,严守“民转刑”底线,提倡广大法官要象温家宝总理说得那样“事不避难,敢于担当”,自觉做涉诉婚姻“温情的守护神”,不做“冷漠的终结者”(全文共计10363字)。

以下为正文:

“世界离婚潮”,波峰在中国。[2]在社会转型的今天,我国传统婚恋观受到严峻的挑战,现代婚姻家庭已经进入动荡期。[3]高离婚率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逐渐显现,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和反省,兰州、上海率先试点“离婚劝和”机制,北京出现“婚姻家庭咨询师”,各地纷纷开始婚姻家庭社会救疗的探索实践。[4]其中,司法的终局性和调解的能动性,决定了司法调解不容缺位,在阻击高离婚率的战役中,司法调解理应有所作为。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提速,特别是伪城市化问题的存在,高离婚率的浪潮也波及了冀南平原的广大农村,进入诉讼程序离婚的案件逐年增多,成为基层人民法院司法调解工作面临的一项新课题。本文拟从某基层法院三年间审理离婚案件的实践入手,探索在离婚案件审理中,对司法调解应然的功能进行定位并提出一些可行的具体工作模式,希望通过规范的司法调解,使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的社会效果得以最大化。

一、高调离率及结案后复婚、后悔现象引起的反思

背景资料:据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显示,2011年,我国超过211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平均每天有5780多个家庭解体。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5]加上通过诉讼程序离婚的,数量更为庞大。据某县民政部门统计,2009年全县办理结婚登记5410对,办理离婚登记387对;2010年全县办理结婚登记5540对,办理离婚登记463对;2011年全县办理结婚登记5946对,办理离婚登记488对。该县人口总数约47万人。三年来,登记离婚总量和离婚率基本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据该县法院司法统计显示,2009年该院共审结离婚纠纷案件453件,其中调解结案255件,撤诉126件,调解率56.29%,调解离婚233件,调离率91.37%,调解和好22件,调和率8.63%;2010年共审结离婚纠纷案件552件,其中调解结案352件,撤诉114件,调解率63.77%,调解离婚319件,调离率90.63%,调解和好33件,调和率9.38%;2011年共审结离婚纠纷案件584件,其中调解结案366件,撤诉128件,调解率62.67%,调解离婚332件,调离率90.71%,调解和好34件,调和率9.29%。调解离婚数也呈逐年递增的趋势,调离率高达90%以上,而调解和好的不足10%。其中,原告撤诉的情形,多为法官或当事人的亲朋从中劝和的结果。三年间,共调离884件,其中结案后复婚的有27件,甚至有再婚后离婚,又复婚的,而一方或双方表示后悔的时有耳闻,无从统计,有的往往因为走的过远,已无法回头,只能抱憾终生。

分析: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登记离婚“一个月审批期”的规定,离婚诉讼适用简易程序的,扣除1个月的诉前调解时间,卷内结案时间平均在一个半月左右,甚至有当日立案,当日调解离婚的。无论是通过行政渠道协议离婚,还是通过司法程序提起离婚诉讼,都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快车道”。

俗话说:“萝卜快了不洗泥”。我国《婚姻法》第三十二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首先,人的感情,尤其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具有内在性和复杂性,特别是在提起离婚诉讼的特殊时期,更具有模糊性、冲动性、暂时性,真假难辨,如不经过较长时间的接触、了解、察言观色、交流谈心,法官很难在短时间内对一对陌生夫妻的感情是否确已破裂,形成内心确信;其次,离婚案件调解虽是必经程序,但没有时间和次数限制,实践中,往往因人、因案而异,有时相差悬殊。冲动型草率的离婚,如果再遭遇轻率的调解,即使“感情尚未破裂”,也只能吞下离婚的苦果。

建议:法官要站在司法具有终局性的高度,充分发挥司法调解对草率离婚的鉴别、阻却功能,对经办的离婚案件,慎之又慎,秉承“凡能解开的结,就不要用刀割”的悲悯情怀,在调解上下足功夫,积极救治每一件病态的婚姻,确保每一件解体的婚姻都是名存实亡的“死体”,不要充当婚姻的另类杀手。

二、伪城市化与部分农民工的离婚

背景资料:据该院司法统计,在离婚案件中,离婚原因为一方常年外出打工,不善于处理夫妻关系、或长期拒不履行夫妻、父母义务的,或一方发生婚外情等有313件,占离婚案件的16.69%。实践中,由于农村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高,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传统农业仅能维持一家的基本生活,缺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多数农村青壮年选择了进城打工,只是在农忙和中秋、春节等重要节日才回家。多数农村男女为经人介绍结婚,即使同村相互认识的,也需要媒人从中说合,婚前,往往了解较少,婚姻基础普遍薄弱;婚后,为了维持生计,一方(多为男性)外出打工,另一方留守家中,开始长期的“打工式”分居生活,客观上不利于夫妻感情的进一步培养,且易引发一方或双方的婚外情等不忠行为。如果男方能够保持农民勤劳节俭的本性,定期将结余的收入寄回家中,履行为人父、为人夫最基本的义务,并经常保持电话联系,就能维系夫妻感情,相安无事。如果长期缺乏联系,则会相互猜忌,如果男方只顾自己消费,或者夫妻间诚信缺失,将打工剩余的钱寄给自己的父母,则会引起妻子的不满,感情产生隔阂,如得不到及时的解决,就会发展到离婚的地步。有些人在城市养成赌博、酗酒等恶习,入不敷出,根本无力照顾家庭,长期拒不履行抚养义务,造成女方绝望,提出离婚。

分析:据国家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达到了51.27%,首次超过50%。[6]据报载所谓伪城市化,是指很多常住城市的人并未真正成为市民,不能同等享有城市政府提供的各类公共服务,其收入水平、消费模式也无法等同于城市户籍人口。[7]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解释,城镇人口超过了50%,这是按常住人口来计算和统计的,也就是说把在城市生活半年以上的农业户籍人口也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而这个群体在很大程度是“半城市化”的,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还没有真正融入城市体制和城市生活。但这也并不表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就是虚假的。[8]

正是在这一大的社会背景下,农民工的去留面临“两难”。一方面新生代农民工觉得城市生活更精彩,不愿再回到农村生活,另一方面他们因体制的原因又难以融入城市生活[9],由于普遍没有受过专业的培训,缺乏一技之长,多数从事的是体力及技术含量低的简单劳动,收入偏低,根本无力拉家带口进城生活,他们整日游走在城市的边缘,农村才是其真正的家,因打工而分居是其夫妻双方无奈的选择。在客观环境残酷的同时,如果一方再不自爱、自重,不尊重、体贴对方,不善于处理婚姻中的问题,将只能自饮离婚的苦酒。这或许将成为一代、甚至几代农民工的宿命。

建议:人民法院和法官应有所担当。对此类离婚案件,要注重发挥司法调解的优势,积极开展劝和工作,引导当事人逐渐了解农民工所处的大的社会背景,在个人无力改变环境的时候,要学会适应环境,增强家庭责任感。特别是懂得在分居中的夫妻相处之道,勤于沟通,互助互爱,互让互谅,逐步消除隔阂,增进感情,更好地经营自己的婚姻,不要因自己的无知和固执,给自己、给对方、给家庭、给子女造成永久的创伤。

三、高额彩礼先天注定了负债建立婚姻的脆弱

背景资料:据该院司法统计,离婚案件中,因经济原因直接、间接造成夫妻感情不合,最终走向离婚的有953件,占60%。按照该县民间结婚的风俗,订婚时男方需给女方1000元左右,举行婚礼前,男方需给付女方彩礼6600-30000元不等,有的还要为女方购置部分嫁妆垫付3000-7000元左右,有的为女方购置“三金”(含金项链、金戒指、金耳环)支付3000元-1万元左右,自身还要装修婚房,购置家具、被褥等生活用品,家电由传统的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发展到空调、电脑、太阳能热水器等等,举行婚礼宴请亲朋,租用车辆、请吹打班、“军乐队”等等,有的女方还在举行婚礼前增加礼金数额,否则便不结婚,更有甚者,有的媒人从以往收取男方的简单礼物,发展到与女方串通,暗中按彩礼款的百分比收取费用,有的高达10%,媒人从自身利益出发,借机向男方狮子大张口。普通农民一次结婚,要支付5-10万元,且呈逐年攀升的趋势(以上不包含建房的费用),为儿子结婚,多数壮年农民在掏空腰包的同时,还要向亲朋举债3-5万元不等。

分析:古语说:“贫贱夫妻百事哀”。新婚的夫妻虽然生活资料丰富,但因家庭负债在先,自己收入有限,家电运行成本高,当前生育子女成本高,造成手头拮据。为还债,男方家庭普遍情绪低落,在负债的日子里,每遇较大的经济支出,如双方意见不一,极易产生夫妻纠纷,加上结婚时间短,感情磨合不够,宽容不够,产生争吵,不断的争吵,有的还引起打架,势必伤害原本并不深厚的夫妻感情,有的双方父母介入,激化矛盾,势成水火,年轻夫妻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最终走上劳燕分飞之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由于积怨过深,法官在调解时也无可奈何。如原告王某婚后,其弟弟结婚,按照当地风俗,作为姐姐,应当出较高的“份子钱”——4000元,被告当时同意了,但当场没有全部兑现,仅出了2000元,王某出于维护自己和丈夫的面子,用自己的私房钱垫付了2000元。事后,被告家长不同意出这2000元,双方产生纠纷,双方家长先后介入,闹得不可开交,直至起诉离婚。王某在诉状中,明确要求:1、离婚;2、要求被告给付2000元份子钱。终因调解无效,以离婚告终。

建议:新婚夫妻及其父母在婚姻的物质基础建设上要理性,要量力而行。切忌超前消费,负债过重。彩礼也是一把“双刃剑”,适度能为婚姻幸福添彩,过度则可能葬送了婚姻的幸福。

四、低成本离婚助推了高离婚率的悖论

离婚的低成本表现之一:物质成本低。

背景资料:现行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第十三条第(二)项第1款规定,离婚案件的案件受理费每件交纳50元至300元,涉及财产分割,财产总额不超过20万元的,不另行交纳;[10]超过20万元的部分,按照0.5%交纳。该院普通程序实际执行每件收取200元,并按最高人民法院的有关规定,如适用简易程序、调解、撤诉结案的减半收取100元。仅为农村普通几名朋友相聚一顿便饭的花费。原告仅需交纳100元,即可敲开诉讼之门。

分析:实践中,绝大多数原告,对交纳100元案件受理费毫不迟疑。而律师动辄上千元的代理费令部分原告需经反复考虑始能定夺。实践中也确实出现过,离婚的其他条件都已达成协议,最后说到案件受理费的负担时,双方均不让步,最终没能达成离婚调解协议的案例。两相对比,可见,低标准的案件受理费,确实减轻了当事人诉讼的负担,彰显了国家和司法机关的人文关怀,但同时也无形中为部分原告草率的提起离婚诉讼,提供了方便。

建议:针对离婚案件的特殊性,特别是当前高离婚率中确实存在部分草率离婚的现象,适当调高立案时案件受理费的标准,对广大农村目前以500—1000元为宜,与律师的代理费基本持平,对生活确实困难的,可继续予以司法救助,酌情减缓免案件受理费;待结案时,如依法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再按现行交纳标准实际收取,余额返还,通过提高立案环节的物质成本,切实发挥诉讼费用对草率离婚的有限的阻却功能。

离婚的低成本表现之二:时间成本低。

首先,简易程序的盲目扩大。现行人民法院审判质效评估体系对民商事案件有简易程序适用率的考核指标,要求满意值80%。为此,该院要求民商事案件在立案时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待审理中,发现案情确实疑难、复杂的,再经庭长、主管院长、审管办层层审批,转为普通程序审理,最终的简易程序适用率高达92%。对离婚案件以外的较为简易的其他民商事案件提高简易程序适用率,确实减轻了当事人的时间成本、经济支出和诉讼过程中的心理压力,全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受到广大当事人的普遍好评。但离婚案件有其自身的特殊规律,“快刀斩乱麻”的做法,不适合对夫妻感情的处理,特别是对已生育子女的离婚案件。

背景资料:据该院司法统计,离婚案件中已生育子女的案件有1010件,占离婚案件总数的63.56%,其中调解离婚案件中子女尚未成年的有565件,有的还有两个以上子女。

分析:国内外相关研究表明,生长在父母不健全、不健康、不幸福的婚姻家庭中的孩子,更容易发生犯罪和焦虑、抑郁、敌对、报复等心理障碍问题,[11]严重的还形成反社会人格的倾向,而温馨和谐的亲生父母家庭是孩子成长的最佳环境。[12]

“离婚最大的受害者是子女。”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中国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陈一筠说,很多从不幸婚姻中解脱的夫妻,疏忽了最重要的一点:永远无法从中解脱的是孩子。他们内心的创伤往往终生难以平复,他们的担忧感、不安全感、恐惧感也许永远无法医治。[13]特别是对婚姻的恐惧感,将直接影响其组建家庭时的态度、心理和标准,形成另一种“遗传”,有时还会形成悲剧式的人格,很多不幸婚姻事件,都能从其父母身上找到根源。

建议:对已生育子女的离婚案件,特别是子女尚未成年的离婚案件一律适用普通程序。效率应让位与效果。简易程序,独任审判,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所有问题全靠一名法官裁断,凭直觉和经验的因素更多,难免有所偏颇;而普通程序,三名法官或二名法官、一名陪审员,尤其是老中青搭配的合议庭,成员拥有不同的人生阅历和知识结构,便于从不同视角裁量分析,集思广益,做出的调解方案或裁判意见也将更全面、更理性、更科学。面对离婚夫妻的疏忽,法官不能再熟视无睹,见惯不怪、麻木冷漠,应切实肩负起守护婚姻家庭,维护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社会责任。

其次,调离时间往往短于调和时间。

背景资料:在离婚案件审理中,调解离婚的案件平均审理天数在一个半月左右,用时较少,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审理天数往往更长,具体时间因案而异。

分析:实践中,法官如果欲将离婚案件调解离婚,仅需积极做被告一方的工作,只要让被告形成婚姻已无可挽回,到了非离不可地步的观念即可;在双方同意离婚的基础上,其他都好协商,连续几个工作日即可结案。而如果法官准备调解和好,则要反复多次的做大量的调解沟通工作,去伪存真,从中找出原告提出离婚的真实原因,且确未达到“感情破裂”的程度,既要做原告的和好工作,又要做被告的配合工作,有时还要为双方亲友调和提供时间上的便利;同时法官还要做其他案件的审理工作,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只能穿插进行,费时自然要长一些。前文所述的高调离率也是法官出于调和难,而偏爱调离的表现。

建议:在人民法院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中,增设离婚案件调和率的考核指标。引导广大法官发扬奉献精神,拿出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倾注更多的心血,多做辛苦的调和工作,挽救尚未破裂的家庭,救救孩子。实践中,让夫妻破镜重圆的法官往往更有成就感。

离婚的低成本表现之三:抚养成本低。

背景资料:据该院司法统计,在子女尚未成年的离婚案件(三年共计565件)中,调解时对未成年子女的抚养费问题有以下几种处理方式:一是抚养费一次性付清,仅有63件;二是每年定期分期给付抚养费,仅有35件,不具有代表性;三是直接抚养子女的一方抚养费自理,放弃对对方的抚养费要求。三年来,抚养费自理的有467件,占有未成年子女离婚案件的86.66%。

分析:对一次性给付的,在调解时较多,而在判决时较少;分期给付的,在调解时较少,而在判决时较多。对分期给付抚养费的情形,实践中,往往存在以下问题:一方面,在给付标准上,仅按照当年的全省农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的一半执行,没有考虑到物价上涨的因素,调解书一经签订,在今后的几年甚至十余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造成未成年子女实际生活质量的下降;另一方面,有时对抚养费的相关法律规定释明不到位,《婚姻法》第三十七条第二款规定:“关于子女生活费和教育费的协议或判决,不妨碍子女在必要时向父母任何一方提出超过协议或判决原定的数额的合理要求。”由于释明不到位,要么抚养子女一方不知道适时主张权利,要么需增加支付一方拒不配合,引发新的单纯的抚养费给付之诉。更有甚者,家庭责任感差,亲情淡漠,再婚后,以种种理由,拒不给付抚养费,或者与自己的探视权挂钩,让探视子女就给付,不让探视就不给付,另一方无奈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建议:在人民法院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中,增设分期给付抚养费自动履行率的考核指标。引导广大法官,从离婚案件的特殊性出发,把“当下的案结事了”与“将来的案结事未了”紧密的结合起来,在调解时,适时释法明理,让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母,增强责任感,自觉履行抚养义务,避免对未成年子女的“二次伤害”。

背景资料:对抚养子女一方抚养费自理,放弃对方给付抚养费权利的情形。据该院司法统计,抚养费自理的有467件,占有未成年子女离婚案件的82.66%。

分析:有的当事人自身具有独立抚养孩子的能力,出于再婚后家庭的和谐,怕麻烦而主动放弃该项权利,有的虽然自身能力不足,但父母或娘家有一定的能力,出于与对方彻底划清界限,老死不相往来考虑,主动放弃权利,也不让对方行使探视权,以上约占60%;还有一些亲情及义务观念均淡薄的当事人,把是否给付抚养费,作为与对方博弈的筹码,不承担就同意离婚,承担就不同意离婚,迫使对方放弃权利。

建议:在抚养费的承担上,慎用抚养子女一方抚养费自理的方式。“权利可以放弃,义务必须履行”。这一法谚是针对同一主体而言的,是有机统一的。迫使对方放弃权利,人为地把二者割裂开来,实质上达到了“义务可以不履行”的非法目的。偏重了眼前纠纷的化解功能,偏废了司法调解应有的“规则之治”功能。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单独靠父母一方抚养,大幅度降低了未成年子女的生活质量,此类协议实际上损害了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随着奶粉价格攀升、幼儿园费用上涨,单身母亲的经济压力不断加大,因抚养孩子不能出去工作,一些女性如与兄弟及其妻子关系欠佳,在娘家寄人篱下,受尽白眼,精神压力可想而知,而娘家垫付的费用早晚还要从再婚的婆家找回,形成高额彩礼的恶性循环。

离婚的低成本表现之四:探视成本低。

背景资料:据该院司法统计,调解协议中有探视权条款的离婚案件有65件,占有未成年子女离婚案件的11.5%。

分析:《婚姻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但由于探视权的立法较为粗疏,实践中不宜操作和把握,由于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在农村离异夫妻“不做夫妻做朋友”的想法很难实现,加上再婚后,新配偶的干预,探视权的行使将更难。无论是当事人畏难,还是法官怕麻烦,都在有意、无意的回避对探视权的协商,最终导致不直接抚养子女一方无法真正行使探视权,未成年子女无法享受到被探视权,不利于其身心的健康,不利于其健康人格的形成。仅个别有强烈探望要求的,在其他条件上作出让步的,才能形成初步的探视条款。三年来,仅有65件。其实际履行,还有待于双方在今后的配合。单靠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成本高,效果差。往往对未成年子女有害无利,常常不了了之。

建议:在人民法院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中,增设探视权自动履行率的考核指标。引导广大法官,克服畏难情绪,在调解中善意地尽到释明义务,适时引导当事人就探视权进行协商,在具体时间和方式上,在地点的选择上,让双方充分合意,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子女,合理确定探视频率,切实增强可操作性,既防止探视不当给子女造成新的伤害,又防止给双方后组建的家庭带来感情纠纷,更不要利用探视子女故意挑衅、纠缠、报复对方。总之,引导夫妻双方放下自己的恩怨,理性面对离婚的现实,都为孩子考虑,一切以有利于未成年子女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给未成年子女营造一个较为完整的亲子环境,最大限度的减少父母离婚带给子女的无形伤害。

综上,离婚的低成本,无论是法官在司法调解过程中的低标准,还是现行收费、考核制度设计上的疏忽,都无形中为部分当事人草率离婚、轻率离婚打开了方便之门,无意间助推了当前的高离婚率现象。今后,要严格遵循离婚案件自身的特殊规律,从完善诉讼费用交纳办法、审判质效评估体系出发,进一步深化、细化,从立案到调解结案等环节制定更加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加强审判管理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凸显制度的正面导向作用,在司法调解中,充分发挥调解法官的主观能动作用,全力阻却高离婚率浪潮,为现代婚姻家庭再加上最后一道“法锁”。

五、撤诉协议书模式的完善与落实

背景资料:为遏制高离婚率浪潮,该院基层法庭做了大量的劝和工作,对具体工作模式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当前,各种离婚纠纷已占基层法庭收案总数的60%左右,成为法庭工作的“重头戏”,个别离婚案件,当事人情况特殊、情绪不稳,如处理不当还可能诱发家庭悲剧。该院法官首先是做调解和好工作。他们把耐心倾听当事人及陪同人员的倾诉放在第一位,甘做当事人不良情绪的“垃圾桶”。常年与离婚案件当事人打交道的他们深知:离婚案件的原告(多为女性)大都是对婚姻现状极不满意的人,不是“满腹委屈”,就是“遍体鳞伤”,有的为婆媳矛盾、有的为婚前、婚后的经济纠纷,有的为婚外情,有的为家庭暴力、冷暴力、有的为一方酗酒、赌博、有的为一方沉迷网络、或疯购彩票,有的为生育女孩、不育、性功能障碍等等,不一而足。他们坚信只有在倾听中,在细节中,才能发现引发提起离婚诉讼的真正原因,才能在调解中有的放矢,只有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对于调解和好还有一定差距,但通过做工作,原告同意再给被告一次机会的离婚案件,他们大胆创新,推行了一种“撤诉协议书”的“冷处理”模式。即由双方签订书面协议,被告承诺在原告撤诉后六个月内,积极主动地改善夫妻关系,争取破镜重圆,如态度消极,或者经过努力,发现对方确已“心死”,婚姻已无可挽回时,待对方第二次起诉离婚时,则同意离婚,互不拖累。撤诉协议书由法院提供填充式的制式文书,在当事人双方签名后入卷。此举极大地激发了被告改善夫妻感情的积极性,在六个月内想方设法,求亲告友,取得原告的谅解。三年来,共计撤诉368件,其中有撤诉协议书的有196件,占53%左右。这一做法在该院推广后,反响良好,有近50%的撤诉案件,没有再提出离婚诉讼。[14]

分析:该做法中缺乏法官跟进指导的内容,往往靠被告自己及亲朋的努力,原告及其家庭可能拒不配合,常常让被告吃“闭门羹”,致使被告无功而返,逐渐丧失信心。同时,人民法院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中,民商事案件撤诉率满意值为30%,其权重为11,低于一审判决案件发还改判率的权重26。致使年终,法官为迎合考核,而把原告撤诉案件变更为判决不准离婚。可见,这一指标要求,符合其他民商事案件的诉讼规律,但不太适合当前办理离婚案件的实际。

建议:在现行立法框架内,建立诉外的“冷静期”制度及其配套措施。有人主张通过延长审限、调解期间不计入审限的方式,在诉内开展“冷静期”工作,这种做法对有些案件或许适宜,但对大多数案件则欠妥,只会造成案件大量积压,诉讼案件高位运行的被动局面,加剧案多人少的矛盾。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第(七)项规定:“判决不准离婚和调解和好的离婚案件,判决、调解维持收养关系的案件,没有新情况、新理由,原告在六个月内又起诉的,不予受理。”参照以上规定,以上述撤诉协议书为原型,推行积极劝和的调解工作模式,以签订附期限、附条件调和协议后撤诉为基础,对被告予以约束、激励,以法官走基层为契机,以《法官日记》和工作台账为载体,纳入能动司法的考核范畴,落实法官在诉外的引导、干预,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诉外“冷静期”制度。结合当地法院正在开展的“法官走基层,创建无讼村”和诉前调解活动,定期、不定期回访撤诉后的双方当事人,保持日常联系,利用基层法官在当地群众和乡村干部中的威信,与村人民调解组织一道,引导当事人树立科学和谐的婚恋观,排除家长的不当干扰,给夫妻双方正常见面谈心、提供机会和平台,提出专业性、合理化的建议,增强沟通的有效性,帮助他们逐渐消除隔阂,协助双方更好的“经营婚姻”。同时,在人民法院审判质效评估体系中,单独对离婚案件撤诉率满意值予以调整,调高其百分比,增加其权重,以便更好地推行诉外“冷静期”制度,只要原告撤诉不违法,则多多益善。

六、缺席判离惯例的反思与重构

背景资料:据该院司法统计,通过报纸公告送达,缺席判离的有56件。实践中,由于一方外出打工,长期不履行夫妻义务,不与家中联系,具体地址不明,另一方迫于无奈,起诉离婚,法院通过人民法院报等媒体公告送达诉状等法律文书,即可开庭审理,由于被告不到庭,法庭往往以被告拒不到庭,视为对法律的漠视和对自身权益的放弃为由,缺席判决离婚,几乎形成一种惯例。三年来,共有56件,总量不大,但每年都在20件左右。

分析:通过报纸等媒体公告送达是一种法律上的事实推定行为,受专业报纸发行数量、发行面、可读性等因素限制,被告通过报纸公告了解开庭信息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被告不到庭,使司法调解无从开展,致使缺席判离成为司法调解的盲点和死角。如果对原告公告送达的法律意义、公告送达期限及上诉期等规定释明不到位,原告极易在判决生效前再婚,出现法定的重婚案件。有的被告还因对缺席判离并不知情,外出回来后,又遇原告态度极端,激化矛盾,引发血案。

建议:对第一次起诉离婚,缺席审判的离婚案件,未经“冷静期”处理的,一般不简单的判离。“民转刑”历来是民商事审判的大忌和底线,在不了解原、被告性格特征的情况下,切忌盲目下判;而对经过“冷静期”处理,原告已经深思熟虑,第二次起诉离婚的,被告及其家长明知对方再次起诉离婚,而拒不配合法庭工作而缺席审判的,在依法确认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基础上,也仅判决准予离婚条款,对子女和财产均暂不处理,以防止在证据不对等的情况下,出现不公正的判决,留下无法弥补的后遗症,可留待被告自愿出现后,由原告另行起诉;在公告送达判决书公告期满前,不向原告送达判决书,防止原告简单依据手中的准予离婚判决,在判决生效前再婚。在司法调解“鞭长莫及”时,面对不冷静的原告,法官要保持足够的审慎和冷静。

结语

在社会转型的今天,婚姻家庭的动荡无疑是社会动荡的前夜,在全社会积极开展婚姻家庭社会救疗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和广大法官责无旁贷。“幸福的婚姻不是没有问题的婚姻,而是善于解决问题的婚姻。”[15]希望通过离婚的方式来解决婚姻中的共性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犯了方向性的错误,当离婚案件当事人不善于解决自身的婚姻问题时,司法调解应在完善自身机制、制度的基础上及时补位,对“夫妻感情尚未破裂”的涉诉婚姻,广大法官要把主要时间和精力用在调解和好的工作上,协助离婚案件当事人更好地经营健康、文明、幸福、安全的婚姻家庭。

注释:

[1]张运环译《关于纠纷解决的外国警句》,《人民法院报》2011年1月21日第6版。

[2]相树华、刘明福:《兴国必先兴家:中国婚恋危机》,第23节:中国“离婚率”“家庭维稳”形势空前严峻(2)载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腾讯读书网,http://book.qq.com/s/book1/0/23/23088/23.,访问时间:2012年4月16日;

[3]参见《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弟递增》,腾讯女性网,http:/lady.qq.com/a/20110607/000099_1.htm.,访问时间:2012年4月16日带来什么

[4]参见《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腾讯女性网,http:/lady.qq.com/a/20110607/000099_1.htm.,访问时间:2012年4月16日;

[5]参见《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腾讯女性网,http:/lady.qq.com/a/20110607/000099_1.htm.,访问时间:2012年4月16日;

[6]《中国城镇人口比重首过半推进城市化仍有难题待解》(人民日报)参见《邢台日报》《三问城镇化:过半城镇人口会带来什么》相关链接,2012年3月30日第5版视点;

[7]参见《邢台日报》《三问城镇化:过半城镇人口会带来什么》--?城镇化面临哪些挑战,2012年3月30日第5版视点;

[8]《中国城镇人口比重首过半推进城市化仍有难题待解》(人民日报)参见《邢台日报》《三问城镇化:过半城镇人口会带来什么》相关链接,2012年3月30日第5版视点;

[9]《中国城镇人口比重首过半推进城市化仍有难题待解》(人民日报)参见《邢台日报》《三问城镇化:过半城镇人口会带来什么》相关链接,2012年3月30日第5版视点;

[10]黄鸣鹤:《学科对话:心理干预在离婚调解过程中的运用》“长江杯”诉讼调解征文暨研讨会会议资料,2011年4月25-28日;

[11]参见《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腾讯女性网,http:/lady.qq.com/a/20110607/000099_1.htm.,访问时间:2012年4月16日;

[12] 黄鸣鹤:《学科对话:心理干预在离婚调解过程中的运用》“长江杯”诉讼调解征文暨研讨会会议资料,2011年4月25-28日;

[13]参见《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腾讯女性网,http:/lady.qq.com/a/20110607/000099_1.htm.,访问时间:2012年4月16日;

[14]司法调解实践中的撤诉协议书样本(2例);

[15]参见《中国离婚率已连续7年递增》,腾讯女性网,http:/lady.qq.com/a/20110607/000099_1.htm.,访问时间:2012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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