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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西晋刘颂摘自《晋书•刑法志》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改革路径探析

作者:张英群  发布时间:2013-03-29 11:01:06


 长期以来,“执行难”问题严重困扰着各级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的出路在哪里?成为人民法院的“世纪之问”。司法实践中,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案件和涉执信访案件的高位运行,极大地削弱了司法权威,降低了司法公信,成为解决“执行难”问题的难中之难。本文结合基层法院执行、刑事审判和涉执信访工作实践,阐述了拒执罪法定刑偏低、追诉程序单一,相关司法解释不完善,导致法、检、公三机关认识不一,配合协调机制不畅,立案追诉难,致使拒执罪适用率畸低、量刑偏低,罪刑失衡是造成被执行人敢于“拒执”的外部因素,拒执罪犯罪成本低下,非法获益显著是被执行人选择拒执的内部动因。近年来,非暴力的“智力型”拒执泛滥,亟须拒执罪“亮剑”。

为解决拒执罪“利剑不利”、“利剑尘封”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拒执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困境及其改革路径的解析,提出三方面建议:其一: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完善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增加量刑档次,将自然人犯本罪与单位犯本罪分开表述,全面提高被执行人的犯罪成本;其二: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司法解释,实体上:一是明确立案追诉数额标准;二是列举“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的常见情形;三是明确“有能力执行”的时间界限;程序上,一是在追诉程序上采用公诉与自诉“双轨制”,突出拒执罪的犯罪构成系复杂客体,其中对个人法益的侵犯作为自诉的主要依据,并对自诉行为予以规范,防止诉权的滥用;二是在级别管辖上确立一审法院为基层人民法院;三是在选择管辖法院上坚持回避制度;四是强调拒执罪一律适用普通程序、一律依法公开审理、宣判;五是将拒执罪纳入常见犯罪量刑规范化范围;六是在办案环节的强制措施上坚持以不羁押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其三:建议在全国范围开展一次集中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进一步树立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全文共9388字)。

以下正文:

“执行难”历来是困扰各级人民法院工作的瓶颈之一,先被戏谑为“空调、白判”,后又发生公开拍卖裁判文书的极端事件[1],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侵蚀了司法公信。自1999年以来即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多次发文清理执行积案,全国各级人民法院也不断组织或集中、或专项清理积案活动,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长效机制和制度,如执行联动威慑机制等,解决“执行难”问题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全国法院“执行难”的态势依然严峻,形势不容乐观。其中“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的案件在全国法院总量不菲,由此引发的涉执信访案件居高不下,成为“执行难”问题的“硬伤”。本文结合基层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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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黄世锋:《浅析“民事判决书执行难”问题-由“判决书拍卖事件”引发的若干思考》,载http://wenku.baidu.com/view/6f29c83767ec:于2012年6月1日访问。

执行等工作实践,通过对“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现象进

行深入剖析,进一步认识到除被执行人道德缺失,法律观念

淡薄等主观因素外,客观上拒不执行人民法院生效裁判的违法、甚至犯罪成本低下、而非法获益丰厚是驱动拒执的内因。司法实践中,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以下简称拒执罪)的法定刑偏低、追诉程序单一,相关司法解释不完善,导致法、检、公三机关认识不一,配合协调机制不畅,立案追诉难,致使拒执罪适用率畸低,是造成被执行人敢于“拒执”的外部因素,缺乏强有力刑罚威慑的执行工作依然举步维艰,“执行难”问题依旧。拒执罪在立法及司法解释、司法运作层面存在的缺陷亟须完善。

一、拒执案件审理中面临的困境

㈠数据回放:“执行难”形势依然严峻与拒执罪适用率畸低现象并存

某基层法院2007年-2011年五年间,共受理各类诉讼案件6943件,审结6907件,结案数与上一个五年同比上升31.76 %,其中受理各类民商事案件6425件,审结6390件,结案数与上一个五年同比上升47.61%,并以年均9.52%的速度递增,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4662件,调撤率为72.96%,与上一个五年同比提高了十二个百分点,受理执行案件1105件,执结1068件,同比下降58.95%。[2]以上数据综合反映出,五年来,由于民商事审判坚持“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不断加大调解工作力度,使更多的相对简易的案件在诉讼环节得以调解结案,新增民商事案件,与调解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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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参见某基层法院2012年工作报告。

高后多调解的案件在结案数量上相互冲抵,真正进入执行环

节的案件,仍然是那些相对疑难、复杂,实际执行难度大的案件,与上一个五年相比总量并没有明显的减少,“执行难”的问题依然严峻;同期,涉执信访案件有31件,其中长期赴省、进京访的有9件,约占涉诉信访总量的三分之一。同时,五年来,法院移送公安机关侦查的涉执刑事案件仅有3件,其中1件以非法处置查封、扣押财产罪定罪,另外2件,终因与公安、公诉机关认识不一,未能立案,没有1件因拒执罪而判处刑罚,从而使拒执罪这一执行工作的“利剑”处于“尘封”状态。

㈡现实呼唤:对非暴力的“智力型”拒执行为,亟须拒执罪“亮剑”

拒执类型之一:“消极躲避”型,实践中最为常见多发。由于被执行人难找、被执行财产难查、可执行的财产难动等原因造成的“执行难”一直是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痼疾,该院也一直在“新案—旧案—积案”的怪圈中艰难前行。由于执行案多人少,执行工作主要依赖申请执行人提供线索。找不到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相关线索,不仅令承办法官头疼,涉案申请执行人更是叫苦连天,因案件得不到执行形成的信访更是有增无减,由此引发的正常、非正常“进京访”时有发生,有的确属有理访,仅劝返一项每年都有数万元的经费支出,对法院紧张的经费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为了攻克“执行难”,维护法律的尊严,全国法院系统几乎每年都要开展执行大会战,仅查找被执行人及其财产的相关线索就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有的被执行人为躲避执行,长期外出务工或经商,更是增加了找人的难度,一件案子,往往需要法院执行人员起早摸黑、披星戴月地跑几趟甚至数十趟腿,有的案件还非得等到农忙季节或春节前后被执行人偶尔回家的机会不可,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和大量的办案经费。有的申请执行人为了获取被执行人的相关线索,磨破了嘴,跑断了腿,标的较小的案件,最终甚至落得“赢了官司赔了钱”的结局。由于缺乏被执行人的配合,不少案件因为被执行人下落不明、财产无踪等原因成了“骨头案、死案”。

拒执类型之二:“主动出击”型,实践中日趋泛滥。有些被执行人在诉讼之初就着手隐匿、转移或低价处理财产,有的甚至还通过假破产、假离婚、虚假诉讼的方式逃避、抗拒执行,通过拒不履行生效裁判文书、规避人民法院执行,一些人从其拒执行为中获利丰厚,有的因此获得了发展的原始资金、机遇,有的因躲债有“术”,而逍遥法外,利用非法占有的申请执行人的资金、财产过着高消费生活,从而在社会上成为“能人”,甚至成为一些人效法的“偶像”,单纯的“限高令”,只能使其有所收敛,不会令其放弃拒执初衷,改过自新。

对以上两类非暴力的“智力型”拒执行为,其社会危害性客观上并不亚于盗窃、诈骗、侵占等侵财犯罪,一定程度上,藐视司法裁判的主观恶性往往更深,亟须以拒执罪予以追诉。

㈢立法层面:实体上,拒执罪法定刑偏低;程序上,拒执罪追诉程序单一

缺陷之一:法定刑偏低。自古德衰刑立,重典治乱,抗旨不遵更是灭门的大罪。时至今日,拒执罪仍应是支撑“法律大厦”的基石,是整个法律体系中最需要加固和强化的“命门”要害,本应是刑法保护的首选目标,而今由于立法的导向性问题,而显得无足轻重,处境尴尬,造成刑法体系逻辑上的混乱。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将拒执罪作为重罪设计,是迄今为止刑法立法上最大的“败笔”,值得整个刑法界反思,还拒执罪以应有的立法地位。

我国现行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基本沿用了1979年刑法第一百五十七条的法定刑,即“以暴力、威胁方法阻碍国家工作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或者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罚金或者剥夺政法权利。”该法条制定于上世纪70年代末,而司法实践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拒执罪的犯罪金额越来越大,花样越来越多,主观恶性越来越深,拒执行为的情节也更为严重,特别是一些公司、企业的拒执行为,通过编制虚假账目抽逃资金、虚假交易、虚假诉讼、假破产等,拒执数额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更多,利用“有限公司”的“有限性”,恶意逃废银行债务或其他公司、企业的货款,严重损害市场经营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市场秩序和金融秩序,以各种方式拒绝执行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既是市场主体最大的失信行为,也是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中的最大障碍和“毒瘤”,可见,现有立法中拒执罪的刑罚已无法实现罪刑均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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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236页。

“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4]一方面,由于法定刑偏低,如遇巨额财产判决,容易诱使部分被执行人产生“坐牢一阵子,享受一辈子”的侥幸心理,选择铤而走险,犯罪的成本过低,不利于公民内心诚信的确立;另一方面,数额悬殊的拒执罪案犯之间的刑罚难以象其他侵财犯罪那样拉开差距,如拒执50万元与拒执500万元,均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司法实践中同种犯罪的被告人之间攀比心理极重,极易使拒执金额低者心理失衡,形成积怨,既不利于其改造,又不利于在刑事法律适用领域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缺陷之二:追诉程序单一。按现行刑事诉讼法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的立法设计,对拒执罪的追诉程序都是走公诉程序。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属于公诉案件,即应当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检察机关审查批准逮捕、提起公诉,人民法院负责审判。”其立法和理论依据是现行刑法将拒执罪放在刑法第十九章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普遍认为其侵犯的客体单纯为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行为对象是人民法院作出的已生效判决和裁定。[5]过分注重了本罪对社会法益的侵犯,[6]往往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拒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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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史记•孝文本纪》。

[5]李晓明主编:《刑法学》(下),法律出版社2001年4月第1版,第587页。

[6]陈兴良主编:《刑法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3月第1版,第636页。

罪对申请执行人个人法益的侵害更为直接、具体,对他们的生产、生活更具有“切肤之痛”,常使部分申请执行人生活难以为继,有的胜诉企业被迫停产、歇业、甚至破产等,从立法层面排除了他们在拒执罪上的“话语权”,是“官本位”思想的综合体现。

㈣司法层面:司法解释缺乏拒执罪追诉立案数额标准、犯罪表现形式表述不全面、操作性较差;司法实践中,单一

的公诉程序、协作机制不完善,运行不畅,立案难问题突出

思考之一:拒执罪立案追诉数额标准不明确,操作性差。在单纯裁判金钱给付义务的执行案件中,数额往往相差悬殊,与其最相类似的是侵财犯罪。如在各类赔偿案件中,有的直接影响到申请执行人的生活,有的甚至使申请执行人得不到正常的医疗、延误治疗,致残甚至出现非正常死亡等严重后果,在涉及企业买卖合同等合同纠纷案件中,被执行人拒付货款,如数额巨大,也可造成申请执行人的资金链断裂,严重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造成停产、甚至破产等严重后果。综上,涉及金钱给付和其他财产的拒执罪的犯罪数额特征明显。在司法解释上,1998年4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6号),明确了“有执行能力”的刑法含义及“情节严重”的几种具体情形,其中第三条第(一)项、第(二)项,侧重于对拒执行为的定性分析,缺乏定量分析,没有明确无法执行的财产数额,在立案追诉、定罪和量刑上均不便操作;2002年8月29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9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仍没能解决追诉立案的数额标准问题。

司法实践中,2003年5月23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对追诉立案数额标准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其中第六条规定,“对立法解释第2款第1、2项‘情节严重’中部分财产数额标准的掌握:1、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财产或者无偿转让财产,个人达10万元,单位达100万元,或者个人达7万元,单位达70万元且占执行标的额70%以上的;2、担保人或者被执行人隐藏、转移、故意毁损或者转让已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价值在执行标的额70%以上的。”[7]对全国而言,上海市的追诉立案在第1项内,数额标准偏高,且第2项,单纯以执行标的额的比例计算有失严谨,如执行标的额为1000元,其70%,仅为700元,据此定罪,比河北省盗窃罪的立案数额标准还低。

2007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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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公安局、上海市司法局联合出台了《关于执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解释>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

部关于依法严肃查处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和暴力抗拒法院执行犯罪行为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同年,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联合出台了《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但在追诉立案数额标准上均没有突破,基本仍就沿袭拒执行为定性分析的思路。

思考之二:拒执罪的部分表现形式不完善,打击面窄。

法释[1998]6号第二条关于“有能力执行”中的“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规定不够明确。如离婚纠纷,判决子女随另一方生活,而另一方通过强抢等方式将未成年子女隐藏、转移拒不交出的行为,致使另一方精神受到严重创伤,甚至出现精神分裂、患抑郁症、自杀等后果,是否能够按拒执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的问题;另一种情况,如相邻采光纠纷,判决其拆除影响采光部分,而被执行人长期不履行判决既不自动拆除,并以自杀等方式相威胁,抗拒法院强制拆除,致使执行工作无法进行,申请执行人精神受到长期折磨、家庭破裂等等不一而足,是否能够启动拒执罪的追诉程序等。

思考之三:拒执罪的追诉模式不完善,立案难问题突出。司法实践中,拒执罪按公诉程序追诉,申请执行人无权提出刑事自诉,单凭法院一家牵头,走公诉程序,立案难问题突出,致使拒执罪立法的应然效果与实然效果相差悬殊。有的公安机关往往认为嫌疑人拒不执行的是法院的判决、裁定,不如公安机关办理的其他刑事案件紧迫,从自身警力、经费等功利角度出发,对法院移送的拒执罪案件,在立案环节苛求的多,配合的少,没能站在维护司法机关正常活动和人民法院裁判权威的高度去处理;检察机关也碍于情面,在拒执罪立案监督方面监督不到位,加上有的法院自身将被执行人移送刑事案件处理态度也不坚决,往往会网开一面,不愿从自己手里将被执行人送进监狱,只要申请执行人不强烈要求追究被执行人的刑事责任,一般则能拖就拖,往往不了了之。为解决以上问题,2007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下发了《通知》,其中第五条到第十一条,明确规定了对拒执罪的管辖、立案、检察机关的立案监督、公安机关对检察机关不起诉决定有要求复议、复核权及公安司法人员消极履行法定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追究等,基本理顺了法、检、公三家在办理拒执罪案件中的互相配合、协助、监督关系,但实践中,三家出于考虑情面,往往沟通、协调的多,依据《通知》规定动真格的少,对工作上的争议,搁置处理,视申请执行人的态度而定,立案难的问题依然突出。

二、拒执案件审理中的改革路径

㈠铸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进一步完善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增加量刑档次,[8]将自然人犯本罪与单位犯本罪分开表述,全面提高被执行人的犯罪成本。现行拒执罪法定刑过低,对数额巨大、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的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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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参见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江西省公安厅《关于办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

执行为缺乏应有的威慑力,对同时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罪刑失衡,放纵了此类罪犯,应进一步提高其法定刑,并将自然人犯本罪与单位犯本罪分开表述,但在金钱给付和涉执财产数额上,特别是面对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单位和自然人应适用同一标准,单位不应享有任何数额上的特权,因单位行为属集体意志,更应该守法,故对其拒执行为,应予以双罚。建议由最高人民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制定新的刑法修正案时,完善、提高拒执罪的法定刑,以适应打击此类犯罪的现实需要。具体可表述为:“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三条修改为:‘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数额较大,或者拒不履行特定行为义务,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同时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㈡亮剑: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就拒执罪出台新的司法解释。重新修订1998年出台的《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1998】6号,在法发[2007]29号《通知》的基础上,充分借鉴各地方人民法院在拒执罪司法实践中积累的有益经验,进一步解决拒执罪立案追诉难、定罪难、量刑不规范,刑罚威慑面过窄、刑事打击力度薄弱等困扰执行工作的现实问题。

实体上,应明确以下三点:

一是确立拒执罪的立案追诉数额标准。被执行人“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在客观上,扰乱了人民法院正常的司法秩序,浪费了有限的司法资源,给申请执行人的生活、生命健康(自然人)、生产经营(法人或其他组织)造成严重的后果,其社会危害性明显,其客观危害接近数额相同的盗窃、诈骗、侵占等单纯的侵财犯罪。考虑到当前的物价因素,在拒执罪法定刑提高之前,最高人民法院应确定一个“数额较大”的区间,全国应以3万元至6万元为宜,被执行人拒执多份裁判的,其数额应累计计算,并明确数额虽然未达到3万元,但接近3万元的,如2.5万元,同时因拒执行为直接造成申请执行人其他严重后果的(包括申请执行人人身轻伤以上伤、残(含精神疾病)、死亡等),视为符合“其他严重情节”。

二是进一步明确“有能力执行”中的“具有履行特定行为义务的能力”的常见情形。以列举式为主,以“其他特定行为义务”弹性条款为辅的方式予以具体化,增强操作性。如拒不交出特定未成年人及特定物;拒不履行拆除违法建筑物、迁出房屋、退出土地[9];拒不停止特殊侵权行为;金融、房地产、车辆管理机构拒不履行协助查封、扣押、冻结、划拨等特定行为义务,造成申请执行人的人身或财产一定损害后果即属拒执罪规定的“情节严重”、并全面衡量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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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张军主编:《刑法修正案(八)》条文及配套司法解释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5月第1版,第236页。

危害性是否已达应受刑罚惩罚的情形。总之,凡因具有履行生效判决、裁定确定的特定行为义务,拒不执行,造成申请执行人人身轻伤以上后果或精神疾病的,或者造成3万元以上直接经济损失的,都应纳入拒执罪的追诉范畴。

三是明确拒执罪中“有能力执行”的时间界限。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生效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毫无争议;但对判决、裁定生效前是否“有能力执行”,则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对于恶意转移、隐匿、低价处理或故意毁坏财产,无论是在判决、裁定生效前后,都应视为拒执行为的一部分;对于以交易、诉讼形式出现的资金、财产减少、灭失,则应区别对待,如果是正常交易损失,属市场经济固有的风险,不属于拒执罪的拒执范畴,如果是虚假交易、虚假诉讼,则应视为拒执行为的一部分,予以追诉。

程序上,明确以下六点:

一是明确在拒执罪的追诉程序上可采用公诉与自诉“双轨制”。从犯罪构成中的客体分析,拒执罪侵犯的客体,既有司法机关的正常活动和人民法院裁判的权威等社会法益,也有申请执行人的人身、财产等个人法益,属犯罪构成中的复杂客体。在人民法院穷尽执行措施后仍执行不到位,公安机关又不能及时立案追诉的情况下,赋予申请执行人有限度的刑事自诉权,给其一个适当的救济渠道,有利于维护其合法权益,缓和申请执行人与人民法院的矛盾,通过诉、访分流,切实降低涉执信访案件总量,减轻人民法院的涉执信访压力;从现行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七十条第㈢项及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第㈢项规定的自诉案件范围看,对部分公安机关不予立案的涉嫌拒执罪案件,由申请执行人就此提起刑事自诉,也符合“被害人有证据证明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案件。”的立法精神,属公诉转自诉的特殊刑事自诉案件。

理论界对此多有论述,如陈光中教授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建议将现行刑事诉讼法第170条修改为“第321条 告诉才处理的案件为自诉案件。被害人有证据证明的轻微刑事案件,既可以自诉也可以公诉。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应当受理的,按照自诉案件审理。”其理由为本款规定在实践中确实能够起到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制约公安、检察机关权力的作用。[10]又如张忠斌、郭园园、赵慧、熊永明、黄勇著《刑事审判的价值取向》中对公诉转自诉案件的思考中也认为“第三类自诉案件在实质上确立了一种公诉不诉,自诉启动的新的诉讼形式,其立法目的在于解决公民告状难的问题,以充分保障被害人的诉讼权利,更好地维护被害人的合法权益;避免有罪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等放纵犯罪现象的发生。”并认为“对侵犯被害人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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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陈光中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专家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年9月第1版,第570页-第571页。

不应当仅局限于刑法第四章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罪、第五章侵犯财产罪,其他章节中涉及侵犯公民人身、财产权利的犯罪也应包括其中,如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第313条拒不执行判决案。”[11]

同时,还应明确对自诉行为的规范措施:①如经人民法院开庭审理,查明被执行人自始即确无执行能力,属执行不能情形的,应告知自诉人撤诉;②如查明自诉人人明知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能力,且无规避执行行为,自诉仅为泄愤、报复被执行人的,裁定驳回自诉人的自诉;③如查明自诉人明知被执行人确无执行能力、也没有采取规避执行行为,仅为泄愤、报复,而提供虚假证据,意在追究被执行人刑事责任的,经人民法院释明,仍拒不撤诉的,移送公安机关以诬告陷害罪论处,以此规范自诉人的自诉行为,防止诉讼权利的滥用。

二是明确拒执罪的级别管辖:一审法院为基层人民法院。对拒执罪的级别管辖,有人主张考虑拒执罪的特殊情况,建议由中级人民法院作一审法院[12]。从拒执罪的法定刑及实践中的发案总量看,拒执罪应由基层法院作一审法院,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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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张忠斌、郭园园、赵慧、熊永明、黄勇:《刑事审判的价值取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第1版,第296页-第297页。

 [12]蹇泽勇:《拒执罪难立案的困惑与立案侦查权重构思考》,载东方法眼,www.dffy.com,于2012年6月1日访问。

中院作一审提级审理,不符合“两审终审”制度的立法本意,也不符合中级人民法院的人员配备实际。

三是明确在选择拒执罪的管辖法院上必须坚持回避制度。拒执行为针对的就是作出生效判决、裁定的人民法院,拒执罪的审判结果与其必然有一定的利害关系,如由其作为管辖法院,实践中很难保持超然的中立状态,也容易引起被告人的合理怀疑,故应明确,拒执罪一律由中级人民法院指定由作出生效裁判以外的基层人民法院审判。

四是明确拒执罪的审理强调“两个一律”。无论是按自诉程序、还是公诉程序,一律适用普通程序;凡符合公开审理条件的,一律公开审理,公开宣判。拒执罪直接涉及作出生效裁判的人民法院,尤其关乎人民法院的裁判权威和司法公信,不可掉以轻心,即使被告人自愿认罪也应适用普通程序,确保审判程序的公开、公正、公平,把审判拒执罪的过程,当作一次重塑司法形象、提升司法公信的契机,一个案例普法教育的“讲堂”。

五是明确将拒执罪纳入常见犯罪的量刑规范化范围。一方面,将量刑规范化改革的最新成果直接用于拒执罪,便于保证拒执罪量刑的公开、公正;另一方面,可以提高量刑的可预测性,增加刑罚导向功能,[13]让广大被告人在庭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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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熊选国主编:《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与“两高三部”《关于规范量刑程序若干问题的意见》理解与适用,法律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总论第9页。

时即对自己的行为后果有一个清醒的、理性的认识和充分辩解的机会,有利于其今后的服判息诉和接受改造。

六是明确拒执罪从立案侦查到审判阶段的强制措施—以不羁押为原则,以羁押为例外。凡符合取保候审条件的被告人,一律取保候审,办案期间,更多的使用传讯或拘传措施。鉴于目前拒执罪的法定刑过低,仅在犯罪数额上,量刑就难以拉开差距。故在确定宣告刑上,应尽量减少“实际羁押日期”对宣告刑的干扰,防止因“个案办理期限”的差异造成量刑的失衡,以充分尊重和保障被告人的人权。

㈢挥剑:在全国范围开展一次集中打击拒执罪专项行动。待最高人民法院出台新的司法解释之后,由中央政法委牵头,联合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在全国范围集中一年时间开展一次打击拒执罪的专项行动。

集中打击那些拒执情节严重,长期得不到有效制裁的被执行人,让他们为藐视法律的拒执行为付出应有的代价,并将各部门打击拒执罪的开展情况纳入各级政法委的年终考核体系,奖优罚劣,兑现奖惩。活动结束后,在全国法院精选100篇典型案例,从中评选十大优秀指导性案例,在全国各大媒体、网络上宣传报道,全方位、多层次扩大办案的社会效果,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风暴,真正使拒执罪象盗窃罪一样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人人喊打,进一步树立人民法院司法权威,提升司法公信力。

结语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生效的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裁判权威的载体,也是国家法律权威的基石。拒执罪的被告人目无国法,为一己私利,不惜以身试法,既践踏了人民法院的裁判权威,又对申请执行人造成了“二次伤害”,是破坏社会公平正义的反面典型之一,由拒执罪这一犯罪行为造成的“执行难”问题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大敌,必须从刑事法律的高度予以坚决、彻底的否定和打击。进一步完善拒执罪的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并在司法实践中用足、用好这一“利器”,既是攻克“执行难”的治本之举,也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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