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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义勇为立法完善问题研究

作者:张英群  发布时间:2013-03-29 10:56:58


见义勇为是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绵延不断的精神支柱之一,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社会深入转型的今天,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提速,流动人口持续激增,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化,刑事犯罪处于高发期,呼唤见义勇为群体的积极作为,但相关立法的相对滞后,阻碍了见义勇为这一公益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完善见义勇为立法已成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和必由之路。通过立法的顶层设计,不断规范见义勇为行为,进一步保护见义勇为人员的合法权益,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建立健全让见义勇为人员“多流汗、少流血、不流泪”的体制机制,有效引领见义勇为事业从自发的个体性行为向自觉的群体性行为发展,变单纯的积极因素为巨大的社会力量,为建设“经济强省、和谐河北”奠定广泛的群众基础。本文从见义勇为的历史渊源、立法及时代背景,完善现行见义勇为立法等方面略述粗浅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对推动见义勇为事业有所裨益。

一、见义勇为的历史渊源、立法及时代背景

见义勇为,《汉语大词典》中解释为:看到合乎正义的事便勇敢地去做。最早出现于《论语•为政》:“见义不为,无勇也。”《宋史•欧阳修传》中载有:“天资刚劲,见义勇为,虽机阱在前,触发之,不顾,放逐流离,至于再三,气自若也。”可见,“见义勇为”在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历史长河中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富饶的道德资源。[1]在古代,尤其是占社会主流地位的儒家早已对见义勇为倍加推崇,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和平时期的侠义之士,还是外敌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历来都是人们尊崇的见义勇为的道德楷模。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更是秉承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将《义勇军进行曲》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进入二十世纪末至二十一世纪初,见义勇为写入了我国各地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1993年6月,由公安部、中宣部、中央政法委等部门联合发起成立了全国性公募基金——中华见义勇为基金会。随后,各地也相继成立了见义勇为基金会,为保护见义勇为者的权益搭建了救济平台,奠定了物质基础。

据统计,全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关于见义勇为的地方性法规在1997年至2004年间颁布。《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经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4年11月27日通过,并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纵观全国保障见义勇为的地方性立法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发展的过程,由最初的人身保护发展到生活的保障,由单纯的精神奖励发展到精神与物质奖励并重,对推动见义勇为事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之后,见义勇为的立法进程明显趋缓,尤为遗憾得是迄今,现行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中,对见义勇为均未作出明确的规定。

现实生活中,一方面,各级地方党委、政府依据地方性法规在大力表彰、奖励见义勇为英雄模范,但各地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保障范围和标准不一,落实情况各异,“英雄流血又流泪”的尴尬局面时有报道,有的见义勇为者因伤残、死亡而致本人及其供养的家属致贫、返贫,生活陷于困境;一方面,由于缺乏全国性的见义勇为立法,见义勇为概念界定不准确,见义勇为的行为得不到统一规范,免责条款不明确,救济渠道不畅通,立法滞后的瓶颈日益凸显。见义勇为者时时受到刑事处罚和民事赔偿的困扰。典型案例如张德军驾车逼停劫匪时致一死一伤后被诉赔偿案。[3]

个案的炒作,在当今网络社会中,极易产生“蝴蝶效应”,一人“寒心”传染一群人“寒心”,必会使更多的国民沦为冷漠的“看客”,这将不再是某个人的悲剧。如何避免陌生人社会变成“冷漠社会”;如何引导见义勇为者在“勇为”的基础上,更多地“智为”;在合法的框架内,理性而为,而非率性而为,既减少自身不必要的伤害,又不把好事办成“好坏参半”的烦心事;如何加强见义勇为群体的日常培训,注重见义勇为知识的普及和技能的训练,增强其见义勇为时的“技术含量”,尽力避免孤军作战和赤膊上阵,适应新时期结伙犯罪的特征,树立见义勇为的群体意识、长期斗争意识,最大限度地减少其自身伤亡几率,将有限的见义勇为救助资金用在刀刃上;如何贯彻“无微不至的呵护”使见义勇为者及其家属生活的更加有尊严,将是摆在各级立法者面前的重要课题之一。

二、完善见义勇为立法的几点意见和建议

㈠正确把握人身和财产的保护顺序。

《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见义勇为,是指个人非因法定职责,为保护国家、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安全,不顾个人安危,制止正在发生的违法犯罪行为或者抢险救灾、救死扶伤的行为。[4]对见义勇为的主体、保护客体、制止对象范围等进行了界定,但其后的条款不够细化,实践中,鉴于见义勇为的“见义”具有极大的随机性、偶发性,特别是面对各种纷繁复杂的违法犯罪现象,仅凭见义勇为者的觉悟和本能,在来不及权衡利弊的紧急情况下,往往存在不注意区分人身和财产的保护顺序现象。因之,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和本可避免的悲剧。

人的生命健康是至高无上的,非因法定事由和程序任何人不得侵犯和剥夺,与财产相比人身是第一位的。随着人权入宪,公民的人权意识空前提高,但现实生活中,人权保护却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在部分同违法犯罪的斗争中不能很好地处理有理、有利、有节三者的关系,斗争处于低水平的病态运行态势,具体存在两方面误区:一是对轻微违法的嫌疑人随心所欲的居多,得理不饶人者有之。典型的实例多为,众人抓住小偷后,在制服后的扭送过程中,肆意殴打、凌辱,有时致嫌疑人伤残、甚至死亡,显然不符合见义勇为的基本理念。二是为保护少量财产,而付出生命代价的悲剧时有发生。有的群众怀有见义勇为的朴素愿望,在轻微侵财犯罪中,不能正确把握此类犯罪分子的复杂心理状态,处置失当,存在人为简单化的不良趋势 。实际上,单纯图财的他们既有做贼心虚,内心脆弱的一面,又有强烈的逃避法律追究,负隅顽抗、狗急跳墙的一面,如果孤身一人时,处于环境闭塞、偏僻的场所中不能正确利用前者,采用较为缓和的方式处置,则极易激起后者,犯罪分子多选择采取暴力行为,抗拒抓捕,转化成严重犯罪,意图尽快摆脱见义勇为者的“干扰”,使双方处于极端危险的敌对状态,极易引发血案。轻则导致伤残,重则牺牲生命,随之而来的救助资金数额巨大。以上误区亟待立法予以正面引导。见义勇为需要一种宝贵的奉献精神,甚至是牺牲精神,但我们应当努力使这种牺牲的价值最大化。

㈡审慎甄别一般违法和犯罪。

一般违法的社会危害性较轻,所应受到的行政处罚、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均较轻;而刑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较重,应受刑事惩罚,有时还会被判处一定的财产刑,或承担一定的民事赔偿责任。弄清二者的区别,有利于见义勇为者面对不同的情形,选择不同的处置方式,采取不同的对抗强度。实践中,比较明显的暴力犯罪,如抢劫、强奸、绑架等犯罪,保护和打击的对象一目了然,容易区分,而一方或双方寻衅滋事,或者互殴的情形较难区分,极易从一般违法,转化成犯罪,在事态初期如无人干预、制止,任其发展,常常造成一人或多人轻伤害、重伤害,甚至死亡。见义勇为者如处置得当,可以化干戈为玉帛,息事宁人;处置失当,则会卷入其中不能自拔。如与一方或双方熟识,且自信具有一定的威信和说服力,矛盾双方均未持械,尚处于一般违法阶段,可积极从中劝阻,如不具备以上条件,则应及时报告公安机关介入,不宜轻率从事,以防误人误己。立法时应有专门条款予以明示,使见义勇为者能够针对不同的情形,选择不同的处置方式和时机。

㈢注重培树见义勇为者的群体意识,积极应对新形势下的犯罪新趋势。

结伴或结伙犯罪是新时期犯罪的基本特征之一。为了提高犯罪的成功率,降低个人独自犯罪所承担的风险,犯罪分子在犯罪预备阶段往往从同学、亲朋、甚至狱友、战友中物色“搭档”或者三五成群结伙犯罪,甚至有的还结成比较固定的犯罪集团,内部有明确的分工,人数在三至十人不等,长期专门从事某一种或几种犯罪,如王某等七人跨省系列盗窃、抢劫加油站案,该犯罪集团以盗窃加油站燃油为主,遇有抵抗则转化为抢劫。面对此类犯罪,见义勇为者如果孤身奋战,制止犯罪的能力明显不足,而所承担的人身风险则极高,有时还有生命危险。常见多发的如扒窃行为。《刑法修正案(八)》将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修改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多次盗窃、入户盗窃、携带凶器盗窃、扒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等等”[5]其中关于扒窃行为,没有数额、次数要求,只要实施一次扒窃,即构成盗窃罪,且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或是在公共交通工具上。反扒不再是与一种一般违法行为做斗争,而是面对一种新型犯罪行为。见义勇为者应站在《刑法修正案(八)》的高度来重新审视新的立法形势下的反扒斗争。实践中,扒窃者多三五人结伙作案,一人或两人作案,其他同伙在车的后部潜伏,一旦被发现、被制止、被扭送,其他同伙则从旁协助逃跑,前后呼应,有的还携带有管制刀具,在公交车狭小的空间内,闪避受限,见义勇为者面临的人身危险性不言而喻。随着油价的不断攀升,乘坐公交车将成为越来越多群众出行的首选,此类犯罪也将呈高发态势,严重影响群众的安全感,也将影响整个社会治安秩序,后果十分严重,反扒形势异常严峻。“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因此,见义勇为者要树立群体意识,采用各种方法,特别是暗示的方法,积极发动车上的其他群众,特别是年轻力壮的群众,注重调动受害人的维权本能,群策群力,在勇于担当的前提下,见义智为、巧为,在正确评估双方实力的基础上,审时度势,既抓明的,又防暗的,积极稳妥地制止正在进行的结伙犯罪行为,通过集体联动抓获、扭送、或者协助公安机关抓获犯罪分子。对此,立法要加以引导,不鼓励个别群众盲目的孤身犯险,造成无谓的流血牺牲,同时也要明确同乘的其他群众作为潜在的或直接的受益者负有积极协助的义务,年轻力壮者应积极扭送,年长者应积极声援,不要充当冷漠的“看客”,否则将对实际发生的见义勇为者的损害承担相应的补偿责任。

㈣树立长期斗争意识,应对黑恶势力犯罪。

针对普通偶发性犯罪的斗争,具有稍纵即逝的瞬间性,见义勇为者把握住这一瞬间,挺身而出,通过几分钟甚至更短时间的搏斗,制服犯罪分子或者英勇牺牲,将瞬间定格在永恒。而对于社会上存在的黑恶势力犯罪,有时外地见义勇为者也具体一定的瞬间性特征,但本地的见义勇为者斗争则不会轻易结束。

当前,由于有些刑事司法机关在贯彻专群结合原则上做的不到位,加上国际犯罪组织的渗透,在全国有些地区不同程度地存在大大小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及恶势力犯罪,他们通过非法聚敛的钱财,在当地大肆“结网”、“铸伞”,在一定时期形成了对当地刑事司法的“免疫力”,在“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时有漏网,从被打掉的“黑恶势力”看,他们常常作案几十起、近百起,甚至数百起,始受到打击,社会危害极大。其中,对见义勇为者打击报复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纵观其形成、发展过程,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演变过程,由最初原始积累阶段的一般强悍、沾便宜到在某一行业、地区欺行霸市、强迫交易、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聚众斗殴、故意伤害、打击报复见义勇为者,甚至不惜杀人、放火等等不一而足。所以,对黑恶势力犯罪,见义勇为群体要树立长期斗争的意识,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对黑恶势力犯罪,利用自身点多面广、近距离接触犯罪分子的优势,积极配合政法机关,检举、揭发、协助抓捕、取证,严防养虎为患,不给黑恶势力以生存的土壤和空间。

㈤建立见义勇为群体的培训机制和机构,增强见义勇为群体的实战能力。

“打铁还需自身硬”。古时的侠义之士,在行侠仗义、除暴安良中,往往凭借自身超人的经验、武功、打击敌人,保全自己。以古鉴今,当代的见义勇为者即立志以见义勇为、匡扶正义为己任,则应自觉加强自身同违法,特别是犯罪行为做斗争的本领,平时应有意识地熟悉了解相关法律知识,特别是刑法、刑诉法知识、养成证据保全意识,锤炼体质,提高体能、技能,切实增强在见义勇为中的自我保护能力。但仅凭个体自发的锻炼,与新形势下违法犯罪的力量相比是远远不够的。各级政府应更好地发挥社会管理主力军的主导作用,成立见义勇为群体的培训机构,在广大党员、民兵预备役人员、在校成年的大中专学生中选拔积极分子,定期进行见义勇为相关法律知识、生活常识,同违法犯罪作斗争所需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培训,实现专项培训的常态化、集约化,通过见义勇为群体自觉的行动,切实增强群众参与社会管理,见义勇为的实战能力,以成功实例弘扬见义勇为精神,逐渐形成巨大的社会力量。

同时,对在校的未成年学生,利用夏令营等形式,进行类似培训,保持见义勇为群体的可持续发展。但不应提倡未成年人直接与违法犯罪行为做力不能及的斗争,可更多地用隐蔽的、智能化的斗争,利用手机或短信报警,隐蔽录音、拍照等,积极为政法机关提供有价值的办案线索和证据。

㈥坚持以国家和社会为后盾,全面缩短见义勇为者的维权周期、降低维权成本。

《条例》第四章保护通过八个条款的规定,依据当时实施的法律法规、政策,对因见义勇为负伤、致残、牺牲人员及其家属进行了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和关爱。但实践中,如见义勇为者或其家属按照第十六条规定的加害人、责任人、受益人、社会保险机构或单位的顺序去主张权利,无论是行政程序,还是诉讼程序,客观上需要等待、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加上人为或意外的因素,如等待的周期过长,超出其心理承受能力,就会受到“二次伤害”,即所谓的“英雄流血又流泪”。鉴于见义勇为者损害的起因非为其个人利益,而最终受益的为国家和社会。故国家和社会有责任为其先行垫付,但非最终的“买单”。见义勇为行为一经确认,见义勇为者依法应得的各项经济赔偿即从确认地的见义勇为专项资金中直接支付—“落袋为安”。之后,再由见义勇为者所在的单位或村、居委会代位行使程序意义上的追偿权,由政府委托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代为办理所有法律手续,款项到位后,直接汇入先行支付机关的见义勇为专项资金账户。从而让见义勇为者完全从漫长的维权之路解脱出来,实现维权周期的最短化,维权零成本化,避免其受到“二次伤害”。

㈦参照刑法立法体例,增设战时条款。

我国人民历来不好战,但一直怀有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积极备战。见义勇为的全国性立法应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可参照刑法的立法体例,增设战时条款。对战时见义勇为的民族英雄,保障、奖励标准应高于和平时期;对见义不为,甚至投敌卖国的汉奸行为,加大惩罚力度,从立法的角度,引导全民形成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6]。

三、结语

见义勇为是一个国家实现长治久安、一个民族兴旺发达不可或缺的、蕴藏在民间的积极因素,是公民社会公德、个人品德的集中体现,其养成需要一个长期、艰难的磨练过程,欲使见义勇为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以一种高度自觉的群体行动汇聚成一股巨大的社会力量,更需要各级党委和政府的积极引导、不断有所作为,其中立法的导向和保障作用不容缺位,在全国性立法时机、条件尚不成熟的情况下,不断完善地方性立法的脚步将不能停歇。

注释:

[1] 育龙网WWW.CHINA-B.COM2009年09月07日《设立“见死不救罪”的冷思考》第2页,浏览时间2012年4月6日;

[2] 宋伟 、李润达著《见义勇为 需要有力的法律保障》

载于《公民与法治》杂志2012年第四期卷首语,2012年2月;

[3]樊学勇、宋振宇著《关于张德军见义勇为行为之法律依据及相关立法完善的思考》载于《中华见义勇为》杂志2008年第四期,日期2009-7-3;

[4]参见《河北省奖励和保护见义勇为人员条例》,该条例经河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2004年11月27日通过,自2005年1月1日起施行;

[5]参见《刑法修正案(八)》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于2011年2月25日通过,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6]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第12页,2011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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